也论汉画像石题榜隶书艺术-中国汉画学会

也论汉画像石题榜隶书艺术

郑立君

【内容摘要】出土汉画像石题记与榜题文字书体主要是隶书，其写刻可能有三个群体参与：有些书法家参与书丹、一般书写者参与书写和石刻艺人写刻。有些经典性的题榜隶书艺术，可能由有些书法家书写，一般书者和石刻艺人难以达此高度。一般书写者参与书写有其可能性，大部分题榜隶书应该由石刻艺人写刻，对其研究不应一概而论为汉代的民间书法艺术。【关键词】题记；榜题；隶书；书写者

【作者简介】郑立君，男，1968年生，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出土的不少画像石上出现了题记与榜题文字，这些文字不仅书体多种多样，而且也是汉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见证。但长期以来，学界重点关注得是其记述的内容、墓葬时间和墓主人、历史人物名称等方面的考释，对其书刻艺术等问题讨论较少，本文试就这方面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题记文字大多镌刻于图像之外的空白石面处，也有些镌刻在画面内，字数有几个、几十个乃至四五百个，有纪年和无纪年两类。其功能主要体现在描述画像故事内容、说明墓室墓阙祠堂、画像石制作缘起与过程、记载有关事件和吉祥语与颂词等方面。这类文字在山东、河南、江苏、四川、陕西、山西等地区较为常见。但究竟有多少块出土画像石上刻有多少条题记，未见当然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所以，不少学者关于它的论述大都是就目前所见的且择其要者论之。如有学者列举了有纪年的题记73条，无纪年题记34条[1]。有学者说“目前可资利用的纪年汉代画像石资料有90余条（含只见题记，未见图像者）”，并统计出了有纪年的汉代画像石94条等[2]。榜题文字大部分镌刻在人物行列、历史故事、神仙和车骑出行等图像傍边的长方形框内，字数有二个乃至二三十个不等。其功能主要用以标明主要人物、动植物、交通工具等姓名、身份、名称等，有着使观众更好地认知图像内容与思想等目的性[3]。榜题数量等亦如题记，学者们的论述亦大都以常见的为例。但也有些榜题空白无文字，如山东沂南北寨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前室东壁和南壁横额画像中，13个长方形框内均为空白[4]等等。有学者说汉画像石榜题的出现，是“因为汉代的画象（像）有一定的格套，不同的内容会依据一定的格式化方式呈现，因此观者只要熟悉这些格套，不须要文字榜题的帮助，就能了解画象（像）的内容。凡是较常见的内容，较为大家所熟悉的，就较不须要榜题”。“凡是大家较不熟悉的，或是不以榜题帮助，无法明确传达画象（像）特定意义的，就须要另刻文字加强说明”等[5]。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商榷之处[6]。笔者认为，空白榜题不可能是刻意的留白，可能有着尚未来得及镌刻文字，或未有书写人员的书丹，或粉本上本来就无文字，石刻匠人未能刻划等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

出土汉画像石上镌刻的文字可分为小篆、篆隶、隶篆与隶书等多种体样，其中题记、榜题文字书体主要是隶书。关于其书刻艺术等问题，有学者认为“西汉晚期以后，典型隶书发展很快，兖州出土的孙武画像榜题属于这个范围，其‘武’字波笔已很明显，栾镇张文思题记的波脚更突出”。“汉画题记因是民间作品，书刻比较随意，故用笔、结体不象汉碑那样精到。但仍可看出，书者对以蚕头燕尾为特征的隶书笔画的意象追求，例如孝堂山石室题记、桓孨食堂题记、次和题记、孙琮题记、大汶口题记皆如此”。“通俗隶书笔画不加修饰，无波挑，是汉代基本的、实用性隶书体。它是由篆书直接演化而来，大量地存在于民间、存在于文化下层人士的笔记手札中”。山东藤县堌城画像题记、莒南县孙仲阳阙铭、平邑县皇圣阙题记、功曹题记和沂南北寨题记等等书法作品，“书写都非常自然，笔画不拘行格，写法简捷、通俗，具有古拙天然的意趣”。“它与典型隶书同宗同祖，西汉武帝前，典型隶书分化形

成了独立的类型后，通俗隶书并没有绝迹，其原因就在于它的通俗性与实用性”等[7]。有学者认为“汉代画像石题记、榜题书法是汉代隶书风貌独出、富于特色的书体”。“彼时隶法基本已臻完备，复在笔法、结体、布局上拓展出新境界，较之庄重的碑版刻石，多了几分任恣性，如果把汉碑隶书比做彬彬有礼者立于长辈面前，神态持重，画像石的题记、榜题则如傍晚独步郊外的潇洒青年，无所顾忌，玲珑体态显示出高度审美品格”。其“由于当时民间书家与刻工所为，制作的过程中，没有过多的去考虑书法艺术上的技巧，整个榜题往往呈现出简率、淳真的性情之美”等[8]。也有学者说“山东苏北地区的画像石榜题文字皆为汉隶。画像石出自民间工匠之手，其榜题亦为民间作品，反映的是两汉民间书法的面貌”[9]等等。不同学者的研究各有其观察、领悟的理由，无可厚非。但据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和实地考察看，出土汉画像石题记、榜题隶书写刻艺术有三种可能性：有些书法家参与书丹、一般书者参与书写和石刻艺人写刻。

有些书法家参与汉画像石题记、榜题书丹的可能性，可以从不少出土汉画像石隶书艺术水平、书法家和墓主等关系方面理解。在出土汉画像石题记、榜题隶书作品中，存在着不少用笔、结构、章法和严谨、古朴、苍劲的风格等艺术性很高、风格鲜明的作品。如清乾隆五十一年山东嘉祥县武宅山出土东汉建和二年武氏祠堂画像题记、1934年山东东阿县出土东汉桓帝永兴二年芗他君祠堂画像石题记、1980年山东嘉祥县满硐乡出土的东汉桓帝永寿三年许安国祠堂顶部十一行题记和两石右行题记[10]、1973年山东苍山县城前村出土的东汉元嘉元年画像石墓石柱上的题记、1978年四川郫县太平乡出土东汉时期的墓门中部的题记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方圆并用的起笔收笔、轻重疾缓的提按行笔、精雕细琢的蚕头燕尾之典型特征和左右开张的气势、严谨的间架结构，以及章法工丽典雅或古朴稚拙等艺术特点与风格，不仅是汉代典型隶书的体现，而且堪称经典之作。特别是武氏祠堂画像题记隶书，“笔势刚健，书力雄劲，形态潇洒飞逸，气韵盎然。其字取横势，粗细相同，起笔藏锋，收笔回锋，波尾常现大挑，折角圆和，结构严密，十分注意穿插与避让的关系，文字布局生动”。早在北宋的赵明诚、清代的黄易、方朔、潘钟瑞和王昶等不少学者就对其特点与风格给予了很高评价：“汉隶小者甚少，小而精且多者尤不易觏。此数石室之字不下九百，有法皆全，无美不备”。“汉隶小者流传最少，似此笔画竖劲，虽巨碑亦罕比伦。舍画取书，精华具在，浑然古色，尤便临摹，洵宝玩也”[11]等等。从这方面看，出土汉画像石上有些经典性的题记、榜题隶书艺术水平，一般书者和石刻艺人难以达此高度。

在篆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隶书经过秦与西汉人对笔画、结体等不断改进，至东汉时期逐渐发展到鼎盛时期。此时期不仅人们对隶书等书法艺术审美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出现了众多的喜书善书的书法家。如康有为说：“盖汉人极讲书法，羊欣称萧何题前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水”。西汉“史游工散隶；王尊能史书；谷永工笔札；陈遵性善隶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此皆著于汉史者，可见前汉风尚已笃好之。降逮后汉，好书尤盛，曹喜、杜度、崔瑗、蔡邕、刘德昇之徒，并擅精能，各创新制。至灵帝好书，开鸿都之观，善书之人鳞集，万流仰风，争工笔札。当时是，中郎为之魁，张芝、师宜宣、钟繇、梁鹄、胡昭、邯郸淳、卫觊、韦诞、黄象之徒，各以古文、草、隶名家”等[12]。实际上，除这些“各以古文、草、隶名家”见于文献记载的外，未见史记但能被誉为书法家的人应该很多。他们大都任职朝廷和官府，平时既誊写文书、为宫殿宗庙赋诗丹青书壁，也为皇帝、大臣、同僚立碑撰文和为地方州府厅堂作画题字；既为皇帝大臣、国家歌功颂德，也有自我追求艺术、满足雅趣雅赏的精神。如崔瑗“高于文辞，尤善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埶、七言，凡五十七篇”[13]。曾写“《张平子碑》多用隶法”[14]。蔡邕“工书画，善鼓琴”。“灵帝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喜、震、叔、节、赐、彪）。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与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15]。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