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劳秀斯的外交思想

第一节：格劳秀斯的外交思想

格老秀斯（HugoGrotius，1583一1645）17世纪荷兰著名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近代资产阶级自然法的创始人，国际法的鼻祖。

格劳秀斯出生于荷兰德尔夫特省一个富裕律师的家庭，其父詹格罗特为法裔，是哲学和法学博士，著名律师，曾任莱顿市的议员和莱顿大学校长。格劳秀斯自幼有神童之称，11岁进入莱顿大学学习，15岁赴法国奥尔良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6岁回荷兰海牙任律师。1607年任荷兰律师协会主席，1613年任荷兰驻英大使。在担任驻英大使期间，曾参加荷兰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问题与英国的谈判。1618年荷兰发生教派冲突，即亚美尼亚派和加尔文派的冲突，引起内乱。格劳秀斯参加了亚美尼亚派，事败后被反对派宣告有罪，并被捕入狱3年。1621年，在其妻玛丽亚的营救下越狱，亡命法国，为法王路易十三服务，任法国驻瑞典公使。1635年改仕瑞典，担任瑞典驻法国公使。1645年卸任，在回巴黎途中病逝，享年62岁。格老秀斯死前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即：“荷兰的囚徒兼亡命者，瑞典王国的公使，格老秀斯长眠于此。”

格劳秀斯对法学、神学、历史、文学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而以国际法和外交学的研究者著称。他的主要著作有《捕获法》（1604）、《论海上自由》（1609）、《战争与和平法》（1625）等，其中《战争与和平法》是格劳秀斯的代表性著作。这一著作在当时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曾连续再版多次。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与和平法》一书，用拉丁文发行过55版，曾被译成荷兰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日文和中文等。1791年，法国革命家米拉波曾对荷兰人讲：格老秀斯是“他们国家永恒的骄傲，他那论战争与和平的书使一门最美最有用的科学形成完整的体系。”

格老秀斯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国际法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战争与和平法》共分3卷，有5个部分。绪论着重论述了权利的起源与法律问题；第一卷着重论述战争的起源、性质和分类，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与义务诸问题；第二卷主要说明何者是公物，何者为私产，何谓对人的权利，何谓所有权的义务以及有关公私誓言、损失赔偿、使节尊严等；第三卷主要论述战争中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外国人的合法和违法行为及其处理规则等。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是结束语，主要论述了和平的种类以及战争条约等。格劳秀斯的主要外交思想可归纳如下：

1．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

格劳秀斯的外交思想是以自然法理论作为基础的，而自然法在他看来则源自人的理性，这表明了了他对人性的看法是持乐观态度的。格劳秀斯认为，人与动物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区别表现在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的特性需要社会交往，并且需要过和平而理性的生活，所以“一切动物生来只求自己的利益”这句话是适用于人类的。他写道：“自然法是正确的理性准则，它指明任何与我们理性和社会本性相合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人们“都是为着社会而生存的。这社会的每部分，若不为互相容忍与善意包围，则社会是不能存在的。”“自然法之母就是人性，社会交往的感情就产生于此，并非由于其他的缘故。”

格劳秀斯假定在国家产生之前曾经存在过某种“自然状态”，当时人们的生活是自由、平等的，但是，这种生活却缺少安全的保障。于是在人的理性的启示下，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组成国家。而组成国家的目的“就是通过整个社团的帮助和利用联合的力量来保卫每个成员，使他平安地享受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仅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剥夺他人之所有，便和自然法相冲突。”从“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的假定出发，格劳秀斯提出了他的自然法理论。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法，一是自然法，一是意志法。意志法起源于人的意志或上帝的命令，可划分为“神命法”和“人类法”。神命法是上帝在创造人类以后、洪水以后和耶稣之后给予人类的；人类法包括家庭法、国内法和国际法，是一种实在法。而自然法是导源于人的理性的，是神圣的，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基础，神命法也不例外。上帝也不能改变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也是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因为事物的本质，其本性和存在，是只依靠自身，而不依靠任何物的。……所以神自身也要忍受他的行动受这一规则所判断。”格劳秀斯还把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应当赔偿自己过错引起的损失、

应当履行自己的诺言，遵守契约、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及其所产生的收益归还他人、违法犯罪要接受惩罚等规定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严格地遵守。

2.国家主权论。格劳秀斯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国家是“一群自由人为着享受公共的权利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善的团体。”而国家的主要特征就是拥有主权。那么什么是主权呢？他写道：“所谓主权，就是说它的行为不受另一种权力的限制，所以它的行为不是其他任何人类意志可以任意视为无效的。”与布丹相比，格劳秀斯较早地划分了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他认为，主权属于国家者，称之为对外主权；主权属于一个人或者多数人者，则称之为对内主权。他说：“比方视力，就广义言，属于身体，就侠义言，属于眼睛。主权的所有人亦有广狭之分，从广义看，主权属于社会全体，亦即属于国家；从狭义看，则要看各国的法律和习惯，主权或者属于一个人，或者属于多数人。”但是，格劳秀斯是主张国家主权属于一个人的。他认为，当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之时，就把权力交给了君主，并对君主负有服从的义务。格劳秀斯反对人民主权的思想，主张君主主权。他说：“有些人认为，最高权力永无例外地属于人民，所以只要君主滥用用权力，人民便可以限制他，惩罚他。我们都不能不反对这种意见。这种意见过去已经招致了什么祸患，如果人民一旦全部保持这种见解的话，将来还会继续发生什么祸患，每个明智的人都是看得出来的。”只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格劳秀斯才承认人民对君主的反抗权。他说，君主“违反了法律和国家利益，人民不但可以用武力反抗他们，而且在必要时还可以处他们的死刑。”“如果君主把他的王国让给他国，或使他的国家变成另一个国家的附庸国，他就丧失了他的王权。”显然，这表明了格劳秀斯思想上的保守性。

3.国际法思想。格劳秀斯是西方近代国际法之父，他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法理论。关于法律的分类，格劳秀斯基本沿袭了罗马法学家的做法，把自然法与万民法分开。他认为自然法基于人的自然理性，而万民法是契约或协议的产物。格劳秀斯认为万民法乃国际法的前身，他曾经把国际习惯法这个法律部门叫做万民法。国际法以自然法为基础，但与自然法有区别。格劳秀斯认为：“一国之法律，意在谋一国之利益，故国际之间，亦必有其法律；其所谋者，非任何国家之利益，乃各国共同之利益也。是法也。吾名之曰国际法，以示别于自然法。”在《战争与和平法》导言中，他还论证了国际法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说：“人有恒言，战争中无法律，斯言最不足信，战争之作，正所以维持法律，故战争之事，亦宜以合于法律及诚意为限。”“纵使退一步言，战争之际，法律失其效力，非所语于万古不变之大经大法也。善哉迪欧朴内森席斯言，仇敌之间，无成文法—即国法—但有不成文法。所谓不成文法者，或为自然之所赋予，或为国际之所公认。”因此，格劳秀斯强调：“国际之间，必有一共同之法律，此法律在战争中，或与战事有关各事，均可发生效力。本书之作，实具有重大原因，窃见崇奉基督教之国家，以战争为儿戏，眦睚小怨，顿起干戈，虽使野蛮人闻之，亦将为之汗颜。且战事既作，一切宗教法律，胥皆弃若蔽履，一若生人受命，即专以屠杀为事者。”根据国际法，格劳秀斯还区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他认为，只有出于自卫、恢复自己的财产和惩罚的战争才是正义战争，其中自卫战争是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自然权利，是不能剥夺的。但是，格劳秀斯作为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和平主义者，主张国家之间的分歧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如果不幸而爆发战争，则应当遵循国际法的规定，如不能不宣而战，要坚持人道主义原则，保护非战斗人员；坚持公海航行自由的原则；要保护交战国双方外交代表的安全等等。

4.使节权利论。格劳秀斯在其著作中用整整一章（第18章）叙述了使节的权利。他系统地记述了从过去到17世纪初使节法领域中形成的那些惯例。格老秀斯指出，使节有两项基本权利即：（1）受他所出使的国家接纳的权利；（2）使节人身、其随员和财产不受侵犯。使节的这两项权利，虽与自然法的一些不可更改的原则有关，但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意志或者说是习惯。例如，使节受接纳的权利，决不是说他所出使的国家必须接纳他，但拒绝接纳一个使节要有充分的理由。如使节系由业已侵入该国之敌方派出者，或者使节带着唆使他国臣民暴动的目的，就有充分理由剥夺其被接纳的权利。同样，使节之不可侵犯权也是如此。使节不可侵犯之程度大小，取决于该使节驻在国之习惯。与使节人身不可侵犯相关的，还有使节的治外法权。格老秀斯写到：“既然根据国际法，使节代表其君主，他就仿佛处于他行使其职权所在国家的领土之外。从而应该认为，他没有义务遵守他所出使国家的法律。如果他犯了罪，那就应该对此视而不闻，或者遣送该使节出境；如果其罪行给他出使的国家带来重大的损失，则应要求其国君予以惩治或与或者将他引渡。使节的随员和使节的财产也享有这样的不可侵犯权。至于使馆中的庇护权，则只有得到使节驻在国君主许可时方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