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学与清代《庄子》考证

其次，乾嘉考据学在治学方法和路径上影响着清代庄学。乾嘉考据学信奉的学术宗旨是“由词通道”，遵循的学术原则是“无征不信”。因此，在文本研究中，乾嘉学者尤重文字、音韵、训诂的考证研究;他们左右采撷，旁征博引，搜集大量例证以成其说。而且，乾嘉学者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同时，又创造和完善了不少新方法，如“因声求义”、“文同一例”、“文法一律”等。他们又能把这些方法运用到文本研究的实践中，校其文字，解其读音，训其词句，辑其佚文，考其真伪。这种治学路径和方法对清代庄学影响深刻，因为治学方法在各领域是可以互相借鉴或通用的。而且，不少涉足于《庄子》考证的学者是从考据学最先关注和应用的经史领域转身而来(如王念孙、俞樾即是著名的经学家)，他们很自然地把这些治学理念和原则带到庄学研究中，把具体的治学方法移植到《庄子》考证中。如王念孙在考证《胠箧》中“钩”字时，为证明“钓”是“钩”的异名，后人无知而改“钓”为“钩”之说，引用大量古籍以证，共列16证［6］(1014)，足以服人;王引之在考证《秋水》篇之“井鼃”本为“井鱼”时，亦运用多种校勘法，共出9证［6］(1015)，使结论无可置疑。这足以说明乾嘉学术理念和方法对《庄子》考证的影响。另如“因声求义”法(声训法)等，被王念孙、俞樾、章太炎等人用于《庄子》考证，极大地完善了考证方法，增加了考证结果的准确性。
在辑录历代《庄子》旧注方面，晋代《司马彪＜庄子＞注》是辑佚的重点。据唐代陆德明记载，《司马彪＜庄子＞注》共二十一卷，五十二篇，但司马注未得以完整保存，只有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庄子音义》(下称《释文》)中保存了部分注解共749条［8］(74)，其余皆散见于类书及集部等文献。清代学者中最早辑录《庄子》司马彪注的是孙冯翼，他辑出《司马彪＜庄子＞注》一卷，得司马彪佚注116条，收入《问经堂丛书》。其中，与《释文》同或稍同者44条，余72条为《释文》所未载。其后有茆泮林在孙氏和《释文》的基础上更加广益，对《司马彪＜庄子＞注》又重新加以整理，作《司马彪＜庄子＞注考逸》，后又有《补遗》和《又补遗》，共得司马彪佚注756条，收入《十种古逸书》。除录自《释文》的条目外，茆氏比孙氏另多辑得佚注21条。晚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在《释文》的基础上，力图辑录“《释文》阙(漏)”、“与《释文》异”的佚注。经统计，庆藩检得《释文》外的司马佚注共得113条。其中，“《释文》阙(漏)”者69条，与《释文》异者44条。与茆氏相比，郭氏另辑出“《释文》漏”收的9条，但漏收茆氏曾辑录的5条。此外，黄奭撰《子史钩沉》，内有《＜庄子＞司马彪注》。但是，黄氏所辑，基本上出于茆泮林之书，皆未加重检，茆错即错。可见，清人辑录《庄子》旧注比佚文辑录成就高出些许。
(一)《庄子》佚文旧注辑录
清代《庄子》考证的重点之一是辑佚。源于辑录《永乐大典》佚书，《四库全书》随即开馆，清代辑佚之风遂开，涌现一批辑佚名家，辑录了大量古代散佚文献，复活了很多长期以来亡佚的子书。在辑佚风气盛行的环境中，《庄子》佚文佚注同样得到重视，并取得一定成绩。清人对《庄子》的辑佚工作主要在于收集《庄子》旧注佚文。据考察，《庄子》古本52篇近10万字，至晋代郭象删为33篇6万多字，在篇幅上比原版大大缩水。《庄子》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了三万多字，这是清代学者辑录的内容之一。较早有乾隆年间的孙志祖(1737－1801)撰《读书脞录续编》，其中收《庄子》佚文11条，疑为佚篇者1条;据查，其中有今本《庄子》所存之文2条，故实辑9条，佚篇1条。与其同时的徐廷槐作《南华简钞》后附有《逸语》36条。经查，其最后录颜之推、王充语2条实与《庄子》文字无关，而其余34则全录自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之《庄子逸篇》(下称《纪闻》)，且另遗《纪闻》5条未录。此后孙冯翼作《司马彪庄子注》，附有载司马彪注的《逸篇》共12条，其中7条录自《纪闻》，故实得5条。翁元圻校《纪闻》时收录孙志祖的辑佚成果，并另辑3条，作《庄子逸篇辑注》。茆泮林在孙冯翼的基础上作《庄子逸语》及《补遗》辑得《庄子》佚文3条;晚清王仁俊有《庄子佚文》二卷和《＜庄子＞司马注》一卷，辑得佚文14条。然王氏疏于校检，其中或有与《纪闻》有重者，或为今本《庄子》所存之文，故实得佚文3条。另外，黄奭有《子史钩沉》，收《逸庄子》一卷15条。但细检之，乃全袭茆泮林《庄子逸语》及其《补遗》，实为茆辑本另存一副本而已。可见，清代在《庄子》佚文辑录方面成果不甚显著，所得共23条，其成就在王应麟《纪闻》之下。
随着时代学术风气的转变，庄学重心也逐渐发生转移。乾嘉时期，随着政治形势的稳定，国家经济的繁荣，统治者对文教的提倡，整个国家的文化事业进入了全面繁荣阶段。尤自《四库》开馆修纂之后，考据学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并以之相炫的一种学问而风行于世，学界处处弥漫着考据气息。此后，考据之风劲吹不衰，只是不同时期的研究领域和重心有所不同而已。这种学术风气对《庄子》研究当然有着重要影响，表现在乾嘉之后的庄学研究中考据性成果逐渐增多。仍据《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统计，从1773年至1911年的约140年间，共有庄学著作(文章)约106部(篇)，其中考证性作品约38部(篇)。其考证成果之多不仅远超清初，与前代相比也是空前的。可见，只有当乾嘉考据学风行学界，并向子学领域渗透之后，学者对《庄子》的考证方全面展开。此后，清代庄学在校勘、训诂、辑佚方面成果层出不穷。乾嘉考据学风对清代《庄子》考证的影响可见一斑。
【期刊名称】《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00)004
【总页数】6页(P107-112)
【关键词】清代;考据学;《庄子》;文本研究
【作 者】罗彦民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文学院,广东梅州514015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13
梁启超曾有“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说法，且把考据学作为清代学术思潮的代表。清代考据学通常又称为“乾嘉考据学”，因为它在乾嘉时期最为盛行。《四库全书》的开馆修纂直接推动了乾嘉考据学的发展，“对清代考据学派的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开始了考据学独领风骚的时代”［1］(95－96)。此后，考据学取代了官方理学而占驻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成为学界风向标。所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2］(62)，描述的正是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情形。乾嘉考据学的盛行，对清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一种学问方法，考据学渗透到各个领域，并创造出大量成果。除了历来受学者重视的经、史之学以外，多被集中于义理研究的庄学，在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考证风潮，表现出与前代庄学不同的面貌。
首先，乾嘉考据学的学术风气对清代庄学的影响特别深刻。
实际上，清代《庄子》考证源于清初。清初学术倡导实用，主张经世致用、博学考证。《庄子》因与六经、三代古史及其他诸子的时代相近，在字形、音韵、文例及所涉名物制度、所载史实上有与之可以比照的地方，故常被征引于考经证史，进入考据学者的视野。如清初学者顾炎武在考证反切法的起源时，广引经书，又引《庄子》文字为证:“《列子》:‘杨朱南之沛。’《庄子》:‘杨子居南之沛。’‘子居’正切‘朱’字。”［3］(51)清初史学家马骕作《绎史》、陈耀厚作《春秋战国异辞》亦多引《庄子》寓言，以子证史。如关于“尧治天下”的传说，马骕引《庄子·天地》篇有关文字:“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封人去之，尧随之曰:请问。封人曰:退已。”［4］(92)同卷中又引《逍遥游》“尧让天下与许由”一段文字证此传说。在这些引证中，《庄子》文字是以例证的身份而出现。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与《庄子》一同被引以为证的其他材料，实际则成为考证《庄子》同类问题的例证。因此，这种“引《庄》为证”其实也可以看成对《庄子》的考证。
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子书的整理与校勘时说:“这三部书(按:《老子》、《庄子》、《列子》)，清儒没有大用过工夫。卢氏《拾补》，《老》、《庄》无，有《列》一卷;王氏《杂志》，则《老》四条，《庄》三十五条，《列》无有;俞氏《平议》则《老》、《列》各一卷，《庄》三卷。其他专释者殆不见……《庄子》除明世德堂本，别无新校本。”［7］(211)这是针对整个道家的研究情况而言，并未完全概括清代《庄子》考证情况。实际上，清代《庄子》的考证成果远多于此前历代。尤其到乾嘉之后，《庄子》考证更是丰富多彩，涉及到包括辑佚、校勘训诂、音韵研究、篇章辨伪等各个方面。
而且，从学术史发展角度来看，清初庄学是明末庄学的延续，热衷于《庄子》义理学和文章学的研究。清初不少士人经历了改朝换代、社会动乱、风雨飘摇的混乱局势，在他们心中积淀了太多的人生感慨。这种境遇也使清初知识分子在《庄子》那里找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庄子居于乱世的遭遇唤起了他们心底的共鸣。他们很自然地借《庄子》之奇文，浇自己之块磊，把《庄子》作为自己心灵的栖所和灵魂的归宿。在阐释《庄子》的过程中，或寄托其理想和愿望，或发泄其苦闷抑郁之情。代表作如方以智《药地炮庄》、觉浪道盛《庄子提正》、王夫之《庄子解》和《庄子通》、净挺《漆园指通》等。另一方面，承明代文章评点之风而来，清初庄学的散文研究大为繁荣，出现了不少从文章结构方面分析《庄子》散文艺术的作品，如林云铭《庄子因》、吴世尚《庄子解》、宣颖《南华经解》、胡文英《庄子独见》等。可见，义理学和文章学确实构成了清初庄学的基本面貌，《庄子》考证研究尚未展开。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馆，《庄子》考证作品仍然寥寥无几。据严灵峰先生《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载录，从1636年(国号始用“清”)至1773年的约140年间，共有庄学著作(文章)约116部。［5］其中，考据性作品仅有成书于乾隆初的王懋竑(1668－1741)《庄子存校》一部，其他皆为义理阐释和散文评点作品。
然而，尽管清初有博学考证的学术要求，但清初士人因感于明朝覆亡的历史事实，倡导的博学考证也往往偏重于经世致用，重视与现实相关的儒经、史地考证，如阎若璩(1636－1704)《古文尚书疏证》、胡渭(1633－1714)《易图明辨》和《禹贡锥指》等，而少有旁及诸子。清初虽有引《庄》为证的作法，但这种考证形式并不是清初庄学的主流。相比之下，清初庄学在义理阐释和文章学方面的研究更为繁荣。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庄子》考证
罗彦民百度文库
【摘 要】乾嘉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代表,重视文本考证研究。清代庄学在学风精神、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上都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出现了一股考证风潮。清代学者主要从辑佚、校勘、训诂、音韵、辨伪等方面对《庄子》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受乾嘉考据学自身属性和清代社会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清代的《庄子》考证稍后于乾嘉考据学的发展,二者的进程表现出不同步的现象。%Qian - Jia textology represents the academics of Qing Dynasty and values text textual research. The study of ZhuangZi in Qing Dynasty was affected by Qian - Jia textology in learning style, the methods and paths of doing scholarly research. The scholars of Qing Dynasty study carefully ZhuangZi from amending, collating, explanations of words in ancient books, rhyme, etc. and achieved unprecedented achievements. How- ever,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ZhuangZi fall behind a little the development of Qian - Jia textology due to the attributes of textology and the situation of Qing Dynasty＇ s social progress and other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