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鲁迅小说的特色

第十二讲鲁迅小说的特色（一）

几年来，研究鲁迅小说的特色的论著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探讨，前面各讲在论述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基本内容，它与外国文学及我国古典小说的关系时，也多次接触到这一问题。但为了便于学习和掌握，我们仍从总的方面对之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即从整体上看，鲁迅的小说有这样一显著的特征，情节单纯，蕴含丰富，篇幅短小，意味深长，有历史的深度，哲理的警辟，诗的意趣。下面从艺术构思，艺术表现，语言等三个方面分别做一些探讨。

鲁迅创作小说在艺术构思时，高瞻远瞩；熔古铸今，以“立人”、“吃人”为中心，着眼于人们心灵的改造，所以开掘深、立意新。在文艺创作中，鲁迅是十分强调艺术家的独创性的，每次创作都必须有新意。他说：“是个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做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所以，鲁迅在竭力创造新形式的同时，更着重于从平凡的普通生活中提炼、升华出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同样的题材，相似的内容，由于他锐利的观察、剖析，深入的发掘，却可以翻出与众不同的新意来。

“五四”时期，提倡劳工神圣，不少有进步思想的作家竞相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其中人力车夫是颇受关注的题材。诗歌，小说、戏剧对之均有所表现。胡适、沈尹默、叶圣陶均写有《人力车夫》的诗篇（前二者写于1918年，后者写于1920年）、陈绵写有短剧《人力车夫》、郁达夫写有小说《薄奠》、鲁迅则写有《一件小事》。

六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还是《一件小事》意味深长，更耐人咀

嚼。

上述那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点是作者们从人到主义出发，以同情、怜悯的态度描写人力车夫的苦难生活，车夫这个描写对象只是处于消极的、被同情的位置上。但《一件小事》却截然不同，它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人力车夫不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人物，而是处在积极主动的位置上，它不是令人同情、怜悯的可怜虫，而是令人赞美、崇敬的高达艺术形象。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中国，十一哥破天荒的创举，因此，作品有深度、有新意、艺术上也不落窠臼。作者通篇运用对比手法，讲“我”这个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同人力车夫进行鲜明对比，从对比中揭示出“我”同人力车夫思想境界高下、美丑的巨大差别。从对比中现出劳动人民崇高的品质，高达的形象，并榨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私心理和“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是《一件小事》高于其他同类作品，显示思想深度和“五四”时代精神的一个主要方面。

其次，作品前后将“一件小事”与当时所谓的“文治武功”“国家大事”进行对比，指出“国家大事”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而“一件小事”却将“我”从坏脾气里脱开，从而肯定了“一件小事”，否定了“国家大事”，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政治立场。这是《一件小事》高于其同类作品的另一方面。

再次，作品通过“我”与车夫的对比，不仅使“我”看出了自己思想上的差距，“教我惭愧”，而且，“一件小事”成了促进“我”前进的动力，它“催我自新”，“增长了我的勇气和希望”。

由此可以看出，《一件小事》所表现出的思想境界，时代精神，是当时同类作品所难以企及的。题为《一件小事》，其实却是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大问题。

再如，同是描写个性解放的题材，胡适的《终身大事》与鲁迅的《伤逝》的思想差距，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独幕剧《终身大事》的情节很简单：阔小姐田亚梅从日本留学归来同家中同样阔气的陈先生相爱。但是亚梅的父母却不同意他们的婚事。田太太的理由是观音菩萨和算命的瞎子先生说二人结合“婚姻不到头”，因为“蛇配虎，男克女，猪配猴，不到头”。田父不同意则是因为两千五百年前，田陈本事一家，所以，“两姓祠堂里都不准通婚”，如果通婚即是犯了“祠规”。但是，田亚梅没有遵从父母之命，她留下字条，暂时出走了：“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做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了。”

《终身大事》提出了“五四”时期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田亚梅的出走表现出对封建包办婚姻、对封建迷信以及旧的习俗的不满和反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五四”时期要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精神。但是剧本的反封建内容确实相当浅薄的，艺术形式也比较简单，既没有什么尖锐的戏剧冲突，也灭有什么动人心弦的情节。矛盾的解决也是轻而易举的：田亚梅“暂时”出走了，而且走得很阔气。但是，人们知道五四时期，像田、陈这样经济条件的青年男女是极少的，能有小汽车的阔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此他们的情况没有典型意义。他们有钱、有地位，不会像子君和涓生那样。

其次，田亚梅只是暂时告辞了父母，并未与封建家庭决裂。可以设想，她度完蜜月后即会重新回到父母的怀抱，祈求宽恕和谅解。如果陈先生没有汽车和钱，田亚梅又坚决从他而去，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悲剧的结局。而这时当时的胡适不会也不愿意考虑的。不仅胡适，即便是当时大多数作家在创作中也很少接触这一问题。个性解放就是一切，离家出走即是目的。

鲁迅的《伤逝》中提出的问题就深刻得多了。就当时社会的大多数青年女子来说，她们出走后会怎样？出路在哪里？社会能允许她们这样继续生活生活下去吗？

《伤逝》形象地揭示出：没有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离开了政治、经济上的解放，鼓励地追求个性自由婚姻自主，以为只要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即可实现腐女解放，这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同时，作品还指出：“人比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如果“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也难免导致悲剧的结局。

作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深切的指出：中国的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日出》中的陈白露是前者，《伤逝》中的子君是后者。这两条路同样导致灭亡。

在描写农民的题材中，《阿Q正传》是别具一格的，阿Q这一典型的创造，在人们眼前同样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关于这一典型的创新，我们无须多谈。这里只想指出，《阿Q正传》中，对旧中国农村中阶级关系描写的准确性和深刻性，不仅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是绝无

仅有的，即是从当时整个思想界来看，这种认识和反映也是难能可贵的。它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认识旧中国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仍有着巨大的意认。

《阿Q正传》创作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这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马克思列宁注意正在逐步传播，而社会上改良主义、议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流行。即使在党内，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要不要农民参加、农民阶级有没有革命要求等问题的认识也很不一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张国铸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中，完全否认农民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一九二三年七月，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党的机关刊物《前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也说什么“中国农民所受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加欧美各国）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运动。”他还认为地主、富农和贫农的生活并非相去甚远。因此，他提出要通过教育与宣传限田、限租、协议工资及介绍工作等改良主义办法，来解决农民问题。张国铸、陈独秀的文章向人们提出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中国的农民阶级是否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农民和地主在经济地位上有无差异。而是中国的农民阶级有无政治兴趣，有无革命要求？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也是中国革命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党内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