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民族的思维方式

汉语民族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表述真理形式
“一个民族怎样思维，就怎样说话，反之亦然，怎样说话，就怎样思维”，因此，“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洪堡特
一、汉语的属性不是约定的，而是按本质产生的
亚里士多德是约定论者，认为“语言是约定的，因为没有一个名称是按本质产生的”，而斯多葛派则偏重于规定说，认为“最初的声音就是模仿所称呼的事物”。

这两种对立意见的争论在语言学史上很重要，因为它又引发出一次新的、更深刻的争论，即类比论与变则论的争论，前者强调语言结构的规则性，认为词入句之后所产生的形态变化是可以“进行类比”的，而后者强调人的天赋能力和语言结构的不规则性，认为不管语言显得多么不规则，人们照样能够接受和运用。

类比论是约定说的继承和演化，而变则论是规定说的发展，两种对立的意见各有自己的语言事实的根据，因而争论进行了很长的时间，“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这种原则的冲突有时表现得很隐蔽，有时表现得很明显，这可以视为语言学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特色”。

我们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这种争论不仅延续到中世纪，而且延续到近、现代，只是争论的方式、理论的表现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洪堡特和索绪尔是近代两位伟大的理论语言学家，他们关于语言系统的学说实际上是约定说和规定说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

（徐通锵《语言论》P22、23）亚里士多德是约定论者，认为“语言是约定的，因为没有一个名称是按本质产生的”，——显然，这是从西方的词语形式中抽象出来的观点理论。

它不适用于以象形字为根基的汉字。

例如在汉字中“山”字就是对存在的山峰进行临摹得到的外形轮廓。

它体现出具体存在是形式，语言文字是本质这一特点。

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语言逻辑规则：A＝A的同一律。

例如“刃”字就是对它在刀上所处的位置进行的直观描述。

它体现出具体存在是真实的，语言文字是形象比喻的这一特点，同样符合语言逻辑规则：A＝A的同一律。

例如“北”字就是借助两个人形的关系形态进行的写意。

它体现出具体关系和本质关系之间具有的矛盾性，因为关系是直观看不到的对象，需要借助反思、联想的形式才能把握住，所以，它符合两种形式对立统一的思维规则。

例如“虁”字就是依靠主观的想象力绘制出的山中怪物。

它体现出主观性与客观性两种属性的对立统一，符合辩证逻辑的思维规则：从对立中把握同一的思维方法。

例如“龙”字就是依靠智慧特有的创造力绘制出的图腾。

它体现出人类智慧具有的创造性，精神信仰与真实存在的对立性，完全符合辩证逻辑特有的“求真务实”的逻辑理念。

上述五种实例表明，汉语的文字不是约定的，而是源自客观对象自身的形态、特点以及人类智慧特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完整的造字过程充分体现出“存在为本”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辩证逻辑理念。

汉语的声音中既有拟声字如“啊、呀、唉”等，又有象声词如“噼里啪啦”“滴滴答答”等，显然，无论是文字还是语音，汉语的形成机理都与西方的拼音字符不同。

二、东西方两种文字形成的世界观模式对比
洪堡特语言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强调语言与民族精神的联系，认为“一个民族怎样思维，就怎样说话，反之亦然，怎样说话，就怎样思维”，因此，“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这种语言理论以民族精神为基础，强调语言的创造性和不同语言的编码原则的特殊性，所谓“语言内部形式”的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提出来的。

（徐通锵《语言论》P23、24）
这一观点告诉人们，语言文字不同，形成的世界观模式也会不同。

如果我们将东西方两种文字形成的世界观用逻辑图像展示出来，它是这样的形式：
两种形式的世界观
图中左边是以象形造字法为根基的汉语民族特有的的世界观形式，右边是古希腊文明（拼音符号为根基的西方国家）特有的世界观形式。

三、解析两种世界观各自具有的特点
两种形式的世界观这个逻辑图就是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即东西方两个民族文化的根。

图中左边是汉语民族特有的世界观形式，它的鲜明特征是：没有严格区分宇宙论、本体论和认识论，而是用“有无之道”把握了“名与实”“思维和存在”之间属性对立，形式同一的矛盾关系。

右边是古希腊和德国古典哲学构成的世界观形式，它的鲜明特征是：用主观规定的形式逻辑规则“A＝A的同一律”将存在对象和表述的名称、概念捆绑在一起，脱离了真实的具体的存在，进入到抽象的字词分类和句子结构的研究视域，我们将这种世界观形式用理性思辨表述出来。

由此构成东西方两种文明固有的世界观形态。

逻辑图对比为：
┌属性：求真务实，强调玄览抱一，河图与老子大道
┌汉语民族┼本质：将语言文字与客观对象联系在一起，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
│真实结构└形式：语言结构与认识结构一体，给出认识论的完整模型
世界观┤两种形式对立统一，通过中英文对照的大道幻灯片展示出来
│思辨结构┌属性：理性思辨，强调分析综合，辩证的否定
└拼音文字┼本质：将语言文字与逻辑规则联系在一起，形式逻辑为真理格式└形式：语言结构与认识结构分立，辩证运动的逻辑模式从逻辑图像的对比中人们看到，汉语民族的世界观其根基是客观存在，以存在为本，
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特有智慧，正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古代哲人绞尽脑汁，探讨思维如何才能把握动态的存在对象这一逻辑学的根本问题，从中得到了《河
图》、《洛书》两种形式的结构模型法。

《老子》对《河图》结构进行了文字形式的解读，并将古代的道——《河图》称作“不言之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子》五千言就是对中国古代的道——《河图》进行的科学解读。

在解读《河图》结构中，《老子》将“三易之法”（内涵是周易法、连山法、归藏法）有机结合为一体，从而实现了逻辑思维方法的系统综合。

这一属性人们可以通过解析《老子》文本内涵的语言结构、认识结构、逻辑结构准确地把握住。

其中语句结构的直接形式是语言结构，间接形式是认识结构。

由此构成知性环节语言结构和认识结构二者不可分离的特点。

而段落结构、81章的整体结构则属于理性环节特有的认识结构和逻辑结构二者一体的形式。

由于语言结构是变化的形式，认识结构是不变的本质，逻辑结构是真理的格式。

相互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特点，它构成了中国特色的逻辑学，即具有科学性的汉语语法和逻辑规则的基本特征。

这是与西方的逻辑理念截然不同的。

所以，人们不能采取走捷径的方式，借用西方的语法理论和逻辑规则研究汉语的字词结构和文章结构。

汉语语法和逻辑的根基是存在为本，极限是《河图》结构即一个完整形态的认识论模型，由此构成汉语民族特有的世界观形式，它是从总体上把握了哲学逻辑思维的完整形态，缺陷是没有理性的抽象思辨与西方形式逻辑创新出来的种属分类方法。

相比之下，西方的世界观自从离开了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之后，便进入到抽象的理性思辨环节，A＝A的同一律构成了科学表述的真理格式，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念指引下，西方的逻辑思维出现了分化，抽象的形式逻辑即亚里士多德的语言逻辑（第一本体具有的A＝A的同一律）演变为符号逻辑、数理逻辑以及它的各种衍生形态。

具体的形式逻辑即亚里士多德的认识逻辑（第二本体具有的两分法—同一律）演变为康德的先验逻辑（内涵图像法、正位法、菱形结构法、金字塔模式法）、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内涵动态分析方法、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叔本华的系统逻辑（内涵思维规律——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两个层次两种形式的逻辑结构）、马克思的真实逻辑（《资本论》的逻辑模型：将静态的形式逻辑和动态的辩证逻辑有机结合为一体的科学方法）。

然而直到今天为止，西方逻辑学科的发展依然没有形成类似中国古代的《河图》、《洛书》以及《老子》“不言之教”那样完整形态的逻辑模型。

在动态方法环节没有给出《河图》中10个黑圆圈构成的科学方法。

哲学逻辑图像中只有康德的菱形结构法处在清晰可
见的形式中（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列举了诸多实例对它进行了解读），而金字塔模式（康德率先提出了创建理性巴布尔塔的主张）、大小圆圈环套（费西特提出了“逻辑是一个圆圈”的观念，黑格尔则用大小圆圈环环相套的形式表述动态的逻辑结构），两种形式的逻辑图像全都停留在文本论述的形式上，没有给出它们的具体图像形式。

上述这些内容就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苦苦追寻一生，却始终不能给出类似《河图》那样的“哲学一副图画”。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认识视域停留在现象学范畴，单凭理性的思辨方法是不可能设想出哲学逻辑图像自身具有的形态和特点。

由于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善于理性思辨和科学分类，因此当代各个领域的学术理论大多都是由西方学者率先创建起来的。

然而，唯独人类特有的认识论规律——《河图》结构与《老子》的“不言之教”，受西方传统世界观的制约，他们至今也无法攀登到理性思辨的制高点——无冕之王的宝座上。

四、从造字方法中把握汉语民族的思维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从那里才能找到汉语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回到汉字的属性、形式和特点的逻辑解析中。

汉字的属性与西方拼音符号截然不同，它是以象形造字法为根基，当遇到没有外部形象和轮廓的关系时，就采用指事符号和会意的形式，其中指事符号用来确定方位，如刀刃的“刃”字，就是通过在“刀”上添加一点的形式告诉人们“刃”的内涵，它是指刀锋所在的位置。

会意形式用来把握关系形态，如两个人并立形成“比”字。

这里用人的形象关系将“比”的内涵展示出来，它是外部分离相互并列的关系。

当遇到无法用会意形式表述抽象的关系时，就逐渐脱离了象形字的根基，上升到形声字、偏旁部首字的理性思辨高度。

通过理性的思辨方法造出各种抽象形态的汉字。

由此可见，汉字的造字方法与人类特有的认识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从唯物论出发，通过辩证方法逐步上升到理性思辨的高度，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从而弥补了象形造字法的缺陷——不能创造出没有具体存在对象的“概念”，例如当代哲学和语法理论中使用的诸多概念、范畴等。

从汉字造字法中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存在为本”的思想认识路线，逻辑理念是“求真务实”的辩证逻辑规则。

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就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思维规则、真理格式。

具体内容如下：
认识论的基本规则：存在为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逻辑学的基本规则：系统矛盾，完整形态的真理结构（玄同模式）。

经验常识的表述形式：语法和逻辑规则分立，文学描述法：名与实一一对应形式科学真理的表述形式：语法和逻辑规则一体，真理格式法：分为五种不同的形式
1、本质环节：两分法——同一律
2、过程环节：三分法——对立统一律
3、系统环节：四分法——四者同一律
4、模式环节：逻辑法——菱形结构律
5、真实环节：规律法——思维形式规律：两个层次两种形式三个环节对立统一
五、科学表述真理的形式特点——图文并茂
自古以来，中国的智者们就懂得，科学真理的表述形式必须符合图文并茂的特点。

《易经》中这样写道：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系辞·上传12章）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孔子说：“文字不能写尽言语（所能表达的意思），言语不能表达尽心意（所想到的意境）。

”那么，圣人的心意就不可见了吗？孔子说：“圣人创立卦象以穷尽所要表达的心意，设置卦爻以穷尽所要表达的真伪，用文辞以穷尽所要表达的言语，变动（阴阳爻）使之通达，以穷尽天下之利，鼓动起舞（而行蓍）以穷尽其神妙。

”
这里明确指出：文字、语言不能将真实形态描绘出来，需要借助图像的帮助和对图像的演绎变化和具体解说才能实现。

以《河图》为例，符合《老子》“不言之教”的真河图是这样的：
放大之后的形态如下
显然，上面是图像形式，属性是思维把握存在的各种形式和逻辑结构。

下面是文本形式，属性是完整形态的认识过程和结构。

它从分类起名开始，经过具体归纳和统计，到整体环节的系统综合，最后揭示出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规律。

由此构成逻辑结构与认识
结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

可见，图文并茂，这一特点构成了科学真理的表述形式。

它充分体现出公孙龙强调的表述规则：两分法——同一律（注：这是“白马非马”命题的本质属性，准确表述真理需要形貌一体，不可分离）。

为什么古代的《河图》要以文本和图像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形式出现呢？这与汉语民族的思维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于汉语采用方块字，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图像符号。

尤其是象形造字法给出的文字，这一属性表现得更加直观、形象。

其次，指事字、会意字等同样具有外界对象的因素在里面。

六、图文并茂——科学表述形式的理论依据
对于这种图文并茂的表达形式，学者们有着清晰的论述：
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所不能尽也。

凡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宫室、车旗、服饰、器用、世系、位著之类，非图则无以示隐赜之形，明古今之制。

故《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

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

白黑之点，九、十之数，方圆之体，复姤之变，何为哉？其卦之次序、方位，则“乾坤三素”、“出震齐巽”二章尽之矣。

（《易图明辨》题辞P75）从形式上看，《易》无所用图。

然而，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就是它的图像形态，以代表阴阳的两种符号（）相互之间的关系形式出现。

黑白点、九、十数，排列方位也是图像特有的形态。

可见，《易经》、《河图》、《洛书》都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出现，它们的图像特点是抽象的符号，通过排列的位置变化和整体结构的不同展现出来。

由于后人在解读《河图》、《洛书》时将文本和图像二者人为地分开了，于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象数派”和“义理派”。

显然，这是认识视角不同导致的观点理论形态不同。

直到朱熹那里才实现了二者的综合，由“象数派”和“义理派”二者分立的形式转化成综合的形式，这就是“图书派”的出现。

清光绪年间流传到日本的《河图》就是鲜明的例证，它的上部是图像，下部是文本，这就是“图书派”具有的典型特点。

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从分立到综合的演变过程，我国学者的论述是这样的：在中国的《易》学发展史中，始终分为两大派，即象数派和义理派。

汉代以前的《易》学属于象数派，自魏晋以后，王弼一扫象数，开义理派的先河，之后诸家皆宗王弼之学，《易》学发展史又呈现出以义理派为主的局面。

直到宋代，华山道士陈抟，以《周易》
象数学传天下，并将失传两千多年的《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传于后世。

至此，象数大兴，图书派崛起，在宋代形成一个《易》学高峰。

继之又由朱熹融象数、义理于一炉，将图书三大家汇为一起，（按：邵雍《先天图》一家，周敦颐《太极图》一家，刘牧《河图》、《洛书》一家。

）并冠之于《周易本义》之前，加以表彰，从而确立了图书派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孙国中《河洛精蕴》P445）
从图文并茂（古代《河图》到《老子》的解读）——演变为“图文分立”（象数派、义理派）——质变为“图文一体”（图书派），由此构成了真理表达形式变化的三个环节，相互之间的关系恰恰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规律。

七、汉语逻辑思维发展演变的全过程
遗憾的是，象数派、义理派、图书派的形态变化都没有攀升到破解《老子》的“不言之教”这一高度，共同的属性是认识视域一致，全都停留在有限环节知性层面，属于认识论范畴。

没有能够站到无限环节逻辑思维的高度。

要知道，逻辑思维的特点是：它需要从思维把握存在的方法和结构入手，探讨认识论的完整模式和它的演变规律。

此时依据认识属性不同，人们可以将中国古代思想史分为两个层次两种形式。

第一个层次是逻辑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质变阶段。

时域：从炎黄五帝到《老子》大道为第一个时期
特点：汉语逻辑从起步到顶峰的发展时期
两种形式：
1、理论环节：从形式对立到属性同一的转化和质变
2、方法环节：从分立形式到综合形式的转化和质变
其中理论环节的逻辑图为：从阴阳之道上升为有无之道
┌河图结构——哲学逻辑┐
阴阳之道┤古代的道：两种形式├有无之道——不言之教
知性易经└洛书结构——数理逻辑┘理性《老子》大道
方法环节的逻辑图为：从图形结构到逻辑方法到逻辑学的基因形态
┌洛书：两极矛盾，静态结构法——天地数，九宫格，数学逻辑
图形结构┤理性方法：整体的结构模式法：四方形、三角形、菱形、圆圈
逻辑形态└河图：系统矛盾，逻辑规律法┐
┌八卦是正名——正位┤真河图的本质属性：哲学逻辑
┌周易法┤静态动态两种形式─┤完整形态的认识论模型
观点形态│└六爻是演绎法推理法┼《老子》大道：逻辑解析
三易之法┼连山法：按认识结构进行表述┤中国特色逻辑学的基因
└归藏法：按圆圈模式展开论述┘语言结构和认识结构一体
第二个时期是量变阶段。

时域：从《老子》大道到公孙龙的命题为第二个时期
特点：汉语逻辑从“不言之教”到表述规则的演变
两种形式：
1、方法视域：逻辑方法从《老子》大道到公孙龙的认识结构、表述规则
2、观点视域：理论形态从《易经》《论语》到儒、法、道三派相互争斗
特点：公孙龙从认识论—逻辑学的角度推进了《老子》大道强调的“不言之教”，实现了认识结构和表述规则从隐藏形式到显露形式的转化和质变，完成了从动态的逻辑结构到静态的认识结构的转化和质变。

随着连山法、归藏法的失传，科学的论述方法也随之泯灭在“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下。

“三易之法”变为单一的《易经》即周易法，片面强调“八卦正名、六爻演绎”的形式。

从此之后，学者们的认识视域便局限在经验理论环节。

阴阳说，五行说，八卦说，伦理道德说，诸多的观点理论相互并存。

其中阴阳两极对立法、五行相生相克法、六爻演绎法，预测推论法成了撰写各种观点理论的方法工具，将表述规则停留在文学描述法的初级阶段，至今也没有创建起符合汉字特点的语法理论和逻辑规则、真理格式。

观点理论同逻辑规则、真理格式呈现出二元分立的状态，这就是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头脑中固有的思维方式。

此后，象数派、义理派、图书派相继登上舞台。

逻辑思维方式远离了《老子》的大道。

致使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主导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随着西方学术理论的引进，这种封闭的治学模式才逐渐有所改观。

当代中国的逻辑思维已经发展到与时俱进的高度，它构成了第三个时期的演变特点：辩证的否定阶段
时域：从西方的理性思辨回到《老子》的“不言之教”
特点：创建起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逻辑，思维规则、真理格式
两种形式：
1、应用理性思辨方法，破解了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质变和马克思哲学的出现这一全过程具有的演变规律，从中创作出系统形式的哲学理论——《我心中的哲学》和科学的《思维工具论》。

2、运用科学的思维工具解析了《老子》的“不言之教”，解析了《老子》与《河图》的内在联系，从而给出了哲学逻辑的图像形态，创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学。

包括汉语语法和逻辑规则。

以上就是汉语逻辑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

逻辑结构图为：
┌基因创建时期：从炎黄五帝到《老子》的“不言之教”
过程┼规则显露时期：从《老子》大道到公孙龙的五个命题
└辩证否定时期：从西方理性思辨到汉语语法和逻辑规则的制定
思东创作室
2012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