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理性_学术争论的回顾与思考

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理性?

——学术争论的回顾与思考

潘　峰

[摘要]本文在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有关学术争论进行梳理和流派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争论中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一是研究中的经济生活与其他生活的界限;二是经济理性的适用性。

[关键词]农民　理性　经济人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06)—11—0081(04)

[作者]潘　峰　博士研究生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　北京市　100081

在回顾争论的各流派之前,有必要对什么是经济理性和符合理性的经济行为作一个简要的阐明。理性要求行动者要对任何选定的行为结果的可能变化做出正确的评价。首先,他对任何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选择有最大化的偏好;其次,他要根据切身的利益进行思考、评判和推断。〔1〕这样的行动者就是“经济人”。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经济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因此,判断一种或一类经济行为是否理性,应符合几个条件:一是经济行为选择的内在一致性,或是说具有持续和稳定的偏好;二是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对切身利益的思考、评价和推断;三是经济行为始终具有目标性,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一、大背景:农民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

虽然学术界有关农民理性的争论长达几十年,但是一直围绕着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经济行为是属于“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的范畴。

首先,“经济人”的假说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根本。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他认为,人类共享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和潜能,由于政治形态和周围习惯势力的制约才未能完全发挥出来。他力图将“自私”的概念学理化,将人对利益的追求限度在经济生活的领域中。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继承了“经济人”的观点,并将之运用到传统农民学的研究中。在农民的经济行为的解释中,舒尔茨坚持农民同样具有资本家的本质:追求利益最大化,对资源的调配总是趋向最优。他于196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贫困的经济学》一文中提出:“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利润打交道…都是时刻计算个人收益的经济人”。换句话说,传统农民即使在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生产机会和有效率的资源。这就是舒尔茨的“贫困而有效率”命题。他眼中的小农不愚昧落后,而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2〕在对危地马拉、印度等地区农民行为的观察中,舒尔茨发现农民没有储蓄习惯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和市场机遇。一旦新技术的给定能保证获得利润,小农生产者会毫不犹豫的接受。〔3〕波普金(S.P opkin)进一步认为,小农可以在权衡长短利益和对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理性选择。美国人类学家S・塔克斯出版《便士资本主义: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经济》一书,指出农民对价格反映与资本家没什么差别——尽管他们的资本可能极少,却表现出“经济人”的逻辑性和算计性。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认为,即使是非理性的经济单

・博士硕士论坛・ 农村经济 2006年第11期

位(包括农户),也会因机会的变化而被迫做出理性的反映。总之,亚当・斯密的追随者认为:无论小农经济是否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冲击下,农民的经济行为符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假说。他们奉行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努力将“经济人”的形象外推到包括农民在内的一切经济行为的主体。

而“社会人”的假设有力的反击了“经济人”的立论基础,对农民的经济理性提出质疑。该假设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认为欲对个人的具体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就必须将其放到更大的宏观社会环境中考察。因社会结构、制度等外在环境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使人们的实际行为与主观愿望相互冲突。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民行为的是俄国组织和生产学派的代表人物恰亚诺夫。他与同仁一道在运用长期的、大量的参与观察研究家庭式农场后,认为小农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并提出“饥饿地租”、“自我剥削”、“亏本经营”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概念。综观他的学说,¹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在高度自给的社会中,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家庭的消费需要和维持劳动生产的生活需要,所以用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分析传统农民行为,是不合适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科德在其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º中,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不是在追求平均利润,而是奉行“生存第一”和“安全第一”的最低生存保障产出。为了避免不确定自然或人为因素,他们以获取稳定产出为生产抉择的标准。沃顿认为农民行为的脆弱性决定了对安全感和生存意识的重视,远远高于追求利益最大化。〔4〕总之,决定他们经济行为的不是理性,而是道德和社会安排。持“非理性”观点的学者,如20世纪初,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农民追求不是利益最大,而只求代价最小化。〔5〕荷兰学者J.波耶克认为农民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一旦生活达到某一水平时,就会出现反常的“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他在1911年提出“二元社会”的概念,指出东印度社会的农民与殖民者社会是不同的。就经济行为而言,当地农民表现出基于道德的非理性特征,而绝非殖民社会表现出的经济理性。〔6〕波尔尼(K.E.Boulding)把农民经济称为“爱与怕的经济”(T he Economy of L ove and Fear),极力反对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尚未体系化”的农民市场,反对将世界上所有人等同于经济合理化的“功利原子”。综合“理性小农”反对者的观点,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的经济目的是为了生活,而不牟利;二是农民的经济行为或是生产劳动不能抽象出标准一致的经济概念,如投入、产出或效率。

二、农民理性的本土化:对中国农民的讨论

1.对贫农和小农行为的讨论

按农民学的定义,传统小农是指经济活动以家户为生产单位,其主要特点是规模小,高度自给,并且在社会关系上存在宗法性的人身依赖。

对中国小农研究最为影响的是美籍学者黄宗智。他在对明清时期的华北、江南农村经济运行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农民的行为实际上包涵理性与非理性两种逻辑。一方面,人口压力迫使农民为满足家庭生存,不是追求利益最大,而是保证最低的产出。为此,他们不得不选择哪怕是边际产出递减的过密化生产。另一方面,随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小农同样会为追求家庭发展和更多的利润而采用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在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后,他指出在1350年～1960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的压力使土地的单位边际产出递减,主要原因是市场体系不健全,劳动配置不能自用,这使得农户只能维持糊口的生计水平,即所谓的“生存理性”;解放后的30年间,政府的集体主义公社化运动在外力上强制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严重抑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直到1980年以后改革政策的推行,市场才具备反过密化的意图,过度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乡村工业、新副业转移。〔3〕这意味着农民开始从自给的自然经济以及拒绝商品化的生产理性(生存理性)向以生产要素投入为特征的“经济理性”过渡。黄平通过以中国八村的入户访谈资料为依据,认为“生存理性”就是促使当代农民主体流动的驱动力。换句话说,农民工在流动中,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经验,比较不同的社会和制度环境,判断选择比较好的就业形式和生活方式。生存理性使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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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

(俄)恰亚诺夫:《农民的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