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化对《源氏物语》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源氏物语》影响文献综述

摘要：《源氏物语》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写实小说，被誉为古典文学的高峰，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文化上的表现更为突出。本文将从文学、思想、艺术、风俗等四个方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进一步探究汉文化对《源氏物语》的影响。

关键词：源氏物语汉文化影响白居易

《源氏物语》创作于11 世纪平安时代中期,以贵族公子光源氏追逐女色的爱情生活作为明线,以他的政治生活为暗线,通过人物一生的活动来揭示当时社会的罪恶,写出一部平安朝贵族的衰落史。中日自古以来就有很深的渊源，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制度、礼仪、建筑、经济等方面，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同时作者紫式部从小就对汉文典籍怀有兴趣并且深有造诣, 这也是她能成功创作这部巨著的基础。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他们的理论成果和看法做一些总结，通过中国知网查阅了近几年来有关中国文化对《源氏物语》影响的文献，选择其中16篇综述如下：

一、汉文学对《源》的影响

提起《源氏物语》中和汉文化有关的方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文学。因此很多文献资料都就文学方面的影响做过详细研究。

王彦彦（2001）就叶渭渠先生提出的“和魂汉才”观点，对《源》中引用《长恨歌》、中国佛教与日本神道教的融合、汉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物语的社会公用等方面的做了讨论研究。总结出：紫式部是立足于日本民族的特性，对外来的汉文化做了充分而又有所选择的吸收借鉴，从而形成一种以“和魂汉才”为主导的文学复合体。[1]

叶渭渠（1995）认为《源》深受白居易影响。文学观上，都是真实和浪漫结合；文学思想都带有儒、释、道杂糅的色彩；思想上都是运用讽喻手法映射社会现实；作品结构都分为两大部分；人物塑造方面，都表现了对君王爱情悲剧的同情。因此他认为唐文学对《源》的创作影响巨大。文章对白居易《长恨歌》做了细致的研究。[2]

刘瑞芝（2005）认为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在平安中期被日本文人所接受，逐渐成为重要的思潮。狂狂言绮语观是白居易信奉佛教以来的理念，日本文人从白居易的诗文中找到了这个观点并使它成为物语精神的基底以及物语作为文学评价的逆说作用。文人利用狂言绮语观对《源》在日本文学批评史上做出了两个极端的评价：“紫式部坠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我认为这个新角度的提出拓宽了研究领域，让人欣喜。[3]

严立群（2007）从体裁、文字和与《红楼梦》比较等角度，全面的总结了《源》中引用典籍、诗歌，以及主旨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以《源》近800首和歌作为总结，认为日本和歌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在形式上仿照中国五言、七律诗的体式，在内容上承袭了中国诗歌的几大意境，将四季变化，人情冷暖融入到和歌的写作中。他指出，在体裁方面，《源》颇似唐代的传奇、变文和

宋元的话本，采取散文和韵文结合形式。共有的象形文字即汉字对日本文学也有重大影响。[4]

武远萍（2007）一改中日文学观相似或相同的观念，认为中国文学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而具有强烈说服性。但《源》更多的是作为一部爱情作品，即使隐约流露出的政治上的争夺，起因也是爱情。但作者依然承认《源》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5]

孙晓琴（2007）详细的列举了《源》对中国典籍的引用情况。包括《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战国策》《礼记》《论语》《史记》《汉书》以及白居易、刘禹锡、陶渊明的诗句。[6]

此外，张安琪、白杨青等，都总结了白居易对此书的巨大影响，前者所列6条大体可以概括其研究成果不再赘述。

二、汉思想对《源》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思想上对日本文学的浸润也很突出，而思想恰恰是文学的灵魂。下面主要从我所看的文献中关于宗教方面的内容进行综述。

叶渭渠（2007）认为《源》是吸收我国儒佛道文学思想而达到交融的最好的典范。首先，儒学思想对《源》的影响表现在文学观念重真实、重主情，但是这是日本本土文化淡薄儒教伦理思想的改造结果。其次，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对其影响极大。主要表现在：无常与出家、宿命因果和救济、心性三方面。《源》中对宿命和无常的表现极为突出但是神道思想仍是主体，表现为尊重人的自然情意。作品里的主人公大多选择出家，赞扬佛道，但是他们大多留恋人世繁华选择爱情世界。他还提出佛教的心性和神道的自然本位说结合创造出了“物哀”的审美理念。[7]此篇文章对儒教佛教的分析很透彻，但是把道教和佛教并列在了一起。我认为作者可以把道教提出来再论述一下。

王彦彦（2001）也认为日本将佛教与本土宗教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佛教观。作者认为紫式部立足于神道思想肯定现世之真,追求的是此岸之真。她对人世的繁华也并不是持否定之意而是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无常”观念从中国传入日本，但又发生变异。日本由于其自然、生活方式的不同对无常的理解变化为“人生之所以无非幻影空花是因为人生变化多端，非人自身可以认知预见。”《源氏物语》中贯穿全书的那种淡而隽永的哀伤无奈之感对日本人来说不是消极颓废,而是富有审美情趣的表现。[1]

张哲俊（2007）从中日好色观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好色观念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表述为：《源》是日本“好色”文学代表作之一，日本文学的“好色”一词源于中国，“既包括了中国文学中好色的意义又指男女之间心灵与情感的深层交流，指男子具有吸引女人的风度气貌和才华”。并证明了好色观在日本的正面性源自于中国文学对好色观一定意义上的肯定。此外他也认为《源》存在着儒家道德批判的因素，但是主导思想是佛教，而且是以佛教摆脱了“好色”的道德框架。[8]这篇论文立意很新颖，使读者的思维境界得到了拓宽。

武德庆（2008)认为“汉学”是培育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母体，他认为汉传佛教滋养了日本重母思想，日本传统文化中“恋母情结”极为浓厚。以佛学为基础兼有老庄哲学的出世归隐思想对日本文人影响也很大。[9]而杜鹃[2008]通过对《红》和《源》中的母性原型探究，从母亲角色、花园意象和神话原型三个层面对《源》中的母性精神做了全面分析，总结出中日民族的传统人格特征都具有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