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

浅析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

摘要：翻译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者重要的角色。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更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文化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形成的文化霸权，导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不同的策略：归化或异化。但事实上，人类文化是平等的，不存在文化优劣之分。所以翻译过程中要尊重文化的差异，进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实现翻译的最高境界，促成翻译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文化差异；归化；异化；翻译

翻译是一项实践活动，是因人类思想与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一开始便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为满足某种意愿或需要而存在。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翻译恰如一座桥梁。把两个相异的文化连接起来，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角色。”

翻译表面上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但这种转换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语言层面和技术层面，其语言转换的背后，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协商。因为语言不是孤立的，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镜像折射，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窥见的乃是整个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由于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文化自然会迥然不同，这种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上。”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面临两种不同的文化，他必须在其中做出选择。

一、文化内涵的差异

语言的翻译往往借助双语词典来寻找词语的对等。事实上，双语词典只是对两种语言在表面上大致相当的事物的罗列。在本质上，双语词典中的对应词并不完全是同一的，因为它们蕴含了不同的文化内涵。早在1959年，霍尔（Edward Hall）就指出，“文化是沉默的语言，只为特定文化系统的成员懂得的语言，外人即使会他们的语言，也不懂其文化内涵。”虽然这句话有些绝对的成份，但它却表明了语言交流后面隐藏的文化交流的实质。

在中西语言文化中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比如对于中国的“龙”的理解和西方对于“dragon”的理解。在中国，“龙”是“中国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辞海》），是中华文化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代表了中华民族气势磅礴的士气。而“dragon”一词在西方是“传说中的有翼，能喷火的巨大怪物。”（LDCE.P309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 Essex: Longman Group UK Ltd.1987）《圣经》中的“Dragon”也是邪恶、恐怖的象征。在英语最早的文学作品《贝奥武夫》中，主人公经历的最后一次冒险就是与一个代表邪恶势力的“dragon”搏斗。两者所指各异，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不同民族在认识上的差异所造成的语言文化现象。因此，表面上对等（equivalence）的词，实际含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又如，中国的“狼”多是突出它的凶残，而在西方的“wolf”却更多的体现它的好色。就此而言，文化内涵冲突、矛盾的概念还远不止这两个。像杜鹃（cuckoo）、蝙蝠（bat）、蟋蟀

（crichet）、猫头鹰（owl）、孔雀（peacock）等，在中西不同文化中都会引起不同的文化内涵的想象。

这些例子都是翻译中在语言转换的表层掩盖下，深层的文化上的差异给译文的实际和表达的本质造成的困难。这种深深的置于文化中的不同，是因为“各种文化在各自不同的时空获得发展，积淀着自己的历史，塑造独具的身份。”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的积淀，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中的创造，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宗教、心理和价值观等等。

二、翻译的策略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片面强调目的语文化的优势地位，认为目的语文化是最优等的或为了迎合目的语读者的趣味，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往往采用归化的策略，把原语中所包含的异国文化传统转化为译入语的文化。这样的译作让读者体会不到原作的风格和原作的文化魅力。“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化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更透明。”如果没有说明，读者可能不会知道他们阅读的是来自异国的译作。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大部分中国译者仍以有五千年中华文明而自豪，认为西方有的，中国肯定也有。“中优西劣”的观念深入人心，翻译的作用主要是改造、同化。林纾是个不懂外文的特殊译者，他通过听取别人的口述，运用中国的文言，翻译外国的小说。这给当时不了解外国的中国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他们以为外国人就是这样用文言在说

话的，这样原文的异国情调就完全被译者抹杀了。同样，汉学家Giles 在翻译中国的诗歌时，也用了归化的方法。在译张九龄的《赋得自君之出矣》时，其中的“思君如满月，夜夜减轻辉。”Giles译为“My heart is like the full moon, full of pains, Save that´ is always full and never wanes.”（这两句的回译应为“思君异明月，终岁无盈亏。”Giles 把中国对于月亮所蕴含的思念之情，完全用他一个西方人的眼光来看用西方对月亮的认识强加到中国古人的头上。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过分强调原语文化的优势，而忽视目的语文化的价值，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会一味的用异化的方式。接受原语文化的文本，把译本的读者带到原语的文化情境中。认为凡是原语的都是好的，译者不应该也不能对其进行修改。比如：鲁迅在翻译外国小说的时采用的就是异化的方法。主张保留外国文化的异质因素，向外国学习。让国人能更多的了解外国的文化。再有，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翻译《红楼梦》的时候，也用异化的方式。他们试图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的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而不是一味的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这与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是截然不同的。霍克斯翻译书名时，为了让西方读者不对书名产生理解的困难，用的是《石头记》的原名，这样就把“红楼梦”三字的深刻文化内涵抹杀了。而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正是要把语言背后蕴含的这种文化介绍到西方，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归化和异化在翻译某作品时并不是绝对的，但却反映了译者的倾向和文化之间所处地位的不平等对翻译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