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繁荣的社会原因

从13世纪初到14世纪中叶，杂剧经历过一个自兴盛而渐趋衰微的过程。

这一过程大致以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为界，其前是杂剧的兴盛时期，其后是杂剧的衰变时期。

所谓“兴盛”,指的是出现了一大批作家，一大批作品，而且戏剧活动极其普遍而频繁。

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现象，大抵从元世祖忽必烈建元（1272年）之元成宗延佑末年（1320年）约五十年。

元杂剧的兴盛，就其社会原因而言，是经济、政治、作家构成、演员技艺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元代城镇经济的相对繁荣，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

明人李开先在《西野春游词序》：“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传奇戏文，于是乎侈而可准矣。

”认为经济繁荣促使杂剧兴盛。

元代前期，大都（今北京）、真定（今河北正定）、汴梁（今河南开封）、平阳（今山西临汾）、东平（今属山东）等城镇，虽然在战争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经济恢复较快。

在这些城填中，传统的诗词歌赋已无法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要求，茶馆清唱和“执红牙板”式的歌吟也不能完全适应人们的娱乐需要，于是戏剧这种最富于群众观赏性的文艺形式，便适应城填环境和商贾市民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要求，迅速地形成和发展起来了。

随着城填经济的繁荣，商业性的游乐场所——“构肆”、“勾栏”、“乐棚”等，也日益增多，遍布京城和各地城镇，成为杂剧演出和观赏的固定营业场所，观者往往“挥金与之”（夏庭芝《青楼集志》）。

当时北方乡村的经济也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地农村在节日、庙会常常不定期地开展戏曲活动。

乡村的戏剧演出也出现了固定的场所──戏台，或叫舞厅、舞亭、舞楼、戏楼。

现在晋南地区仍保留着不少金元时期的戏台，大都依庙而设，已初步鉴定的就有襄汾、临汾、洪洞、新绛、翼城、万荣等地的元代戏台8处。

这些遍布各地的戏台成为元代乡村杂剧演出繁盛的形象证明。

在这种乡村戏台上演出的多为专业戏班。

如河南万荣县风伯雨师庙戏台石柱顶部，刻有“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大德五年三月清明，施钱”字样。

山西洪洞县明应王庙内现存元代演剧壁画，帐额上端题有：“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泰定元年四月□日”。

所谓“散乐人”或“散乐”，当是相对于教坊中人而言，指流动演出的民间戏班，他们成为杂剧演出的主体。

（二）元代政治对杂剧的兴盛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种作用是双重的：
一方面，元代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在元代初年比较尖锐，连绵的战乱、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这不仅造成了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激发了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情绪。

而杂剧正是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最足以表现人民的愤怒情绪和美好愿望，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

另一方面，元杂剧之所以兴盛，也是由于元代初年恰恰是封建统治比较薄弱的时期：（1）蒙古统治者注意力长期集中于军事上与政治上的防范，而在经济、文化艺术、道德思想上却是相对放松的。

（2）少数民族统治使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儒家思想受到了动摇，这对人们的思想是一次很大的解放。

（3）由于语言文化和习俗的隔阂，蒙古统治者对中原文化还不甚了解，欲干涉而不能，使他们不自觉的对杂剧表演内容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总之，元代初年蒙古统治者对杂剧艺术的流布，客观上是比较放任的，主管上是较为疏忽的。

这对元杂剧的发展事实提供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特殊的社会氛围。

元代初年社会矛盾尖锐和政治统治的宽松，从不同侧面共同促成了杂剧的兴盛。

（三）元前期文人社会地位相对降低，大批文人投身于杂剧创作，这对杂剧的形成和兴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李开先在《张小山小令序》中指出大批元曲家的“不平之鸣”乃是形成“元曲所由盛”的社会原因。

相对而言，元前期文人的社会地位比起其前的宋金时期和其后的明代，无疑较为低下。

首先，在金元之际的战乱中，成千上万的文人沦为难以自存的奴隶。

其次，蒙古灭金以后，停止科举考试将近80年，文人入仕的机会大大减少，他们有的困于吏役，有的归隐田园，有的游谒贵族，有的流落民间，社会地位普遍下降。

再次，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公开将不同的民族划分为四等，从中央到各级地方官署的实权都掌握在蒙古人、色目人手中，汉人、南人难得参预，一般只能充任副职，这就不利于汉族文人的仕进。

同时，汉人、南人的入仕途径又受到严格的限制，很少能做到高官。

复次，元朝统治者重实用，轻文学，如忽必烈即位诏书就称：“务施实德，不尚虚文”（《元史》卷4《世祖本纪》），因此文人即使入仕，也多不受重用。

这几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在总体上造成了元前期文人社会地位的普遍低下，当时社会上甚至流传着“七匠八倡九儒十丐”的夸张说法（谢枋得《叠山集》卷2《送方伯载归三山序》），现存的元杂剧中也多次引用“儒人到底不如人”的俗谚。

在这种情况下，元前期有一大批文人自觉地投身于杂剧创作，大大壮大了杂剧创作的队伍，提高了杂剧创作的质量。

钟嗣成《录鬼簿序》说元杂剧作家大多都“门第卑微，职位不振”说明了元杂剧作家构成的特点。

而且，文人作家对杂剧的爱好也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同时，社会地位的相对降低，也促使元前期文人杂剧作家更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生活，更深切地感受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表现出与封建正统文人不尽相同的思想倾向和创作道路，“心机灵变，世法通疏”，这也大大提高了杂剧作品思想艺术成就。

社会的审美需要和文人的杂剧创作，对北曲杂剧在元前期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大批著名演员的出现也是促使元杂剧兴盛的重要原因。

元代杂剧演员数量极多，知名杂剧演员大多隶属于教坊，《马可波罗游记》称大都的教坊演员就有两万多人。

夏庭芝《青楼集》记载了很多著名的杂剧演员，他们往往各务当行，各有专长，有的以“温柔旦”著称，有的以“风流旦”得名，还有的“旦末双全”。

有的擅长“闺怨杂剧”，有的擅长“驾头杂剧”，有的“长于绿林杂剧”，有的甚至能演杂剧“杂剧三百段”。

在这些著名的杂剧演员中，有不少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

如《录鬼簿》记载艺人赵文敬、红字李二、花李郎等，都能创作杂剧剧本。

《青楼集》记载张玉莲“诗作咸精，六艺尽解”。

艺人的文化素养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表演能力，对丰富提高杂剧艺术起了重要作用。

许多演员与杂剧作家有密切的来往，如珠帘秀与关汉卿，天然秀与白朴等，这使她们能更深刻的理解作家的创作心情与意图，有利于提高杂剧表演的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