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1)

电视纪录片

当人们谈论纪实时，总愿意把它与真实联系在一起，似乎纪实就是真实。

纪实是真实吗？

真实是电视纪录片的本质属性，它要求把现实生活的存有方式和本质

意义通过创作者的创作活动体现到作品中。在以非虚构的方式来对待

现实生活的创作中，创作者的体现方式则是多种多样的。

纪实，首先是一种美学风格，是一种与真实的关系。

风格，是对现实生活实行艺术观照的方式，是艺术形式的组织类型。

它带给人们的不是现实本身的信息，而是艺术对现实的折射水准和性

质的信息。面对同样的现实，不同创作者会用不同的折射方式。

伊文思曾在1987年论述过：“对于纪录片的看法和要求，各个国家

都不相同。例如在法国，并不那么严格地要求它的基础必须是真实的，只要和故事片不同，就能够称为纪录片。”○1事实如此，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把纪录片的范围放得很宽，为了叙述某一件事的过程，能

够用演员来扮演，能够虚构故事情节。在《万里长城》中，我们看到

了日本漂流民的身影，在《金字塔》里又出现了古埃及大臣和王子的

摸样；我们甚至在中国的纪录片家族中也寻找到了扮演的角色，《南

京血证》里再现当年巧藏珍贵影集的过程；《故宫》一片，编导则向

观众展示了清王朝皇室活动及日常起居，并辅以大量虚拟动画场景；《大国崛起》里这种手法的普及应用更是俯仰皆是。能够说，在当今

的电视纪录片大潮中，扮演、虚构情节等“务虚”的创作手法已渐为

圈内人士所注重，并引起诸多的争论。其实，这个话题随着纪录片的

产生发展就一直伴其左右，仅仅近几年来，纪实之风尤盛，当看惯抢拍，偷拍，跟拍的节目又忽地一下子冒出很多摆拍来，难怪一些人士

接受不了。

电视，这个现代电子媒介，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它的触角遍及

千家万户，它的影响力、权威性也与日俱增。传播学上讲究双向交流,

讲究受众论，效果论，总来说之是十分注重传播方式和结果，尤其是

后者。那么，对于纪录片的编导者来说，无论前期怎样殚思竭虑观众

是不得而知也不感兴趣，观众只看到最终的节目成品，并由此产生联想，启发或受到某种感触。于是，这就需要编导们要把节目做的好看、耐看，尤其是如今电视剧一统天下，文艺娱乐节目五花八门，纪录片

若要争得一分天下，必须在信息量、知识性、趣味性、及画面造型上

下功夫。这就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必要的虚构与恰当的扮演。”

艺术真实，指艺术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时所达到的准确性。艺术真实一方面要求艺术作品中细节的真实，同时更要求达到本质的

真实。艺术是社会生活经过艺术家改造、加工的产物。艺术虚构的特

点决定了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生活的真实是一种客观存有，艺术的真实则是往往是可能存有的真实。它既受客观真实的检验，同

时也要受人们主观认可的真实标准的检验。从另一个意义上，也能够

称艺术真实是艺术作品与客观生活、与观众的主观认可中建立起来的

一种真实的对应关系。

艺术的真实一方面是可能的真实，另一方面也是可信的真实。在不同

类型的艺术作品中，人们对它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在新闻性纪录片中，人们更多的要求它与客观社会的直接的对应，要求它细节到过程、从

事件到人物都逼真于实际生活。纪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的真人

真事。对于新闻纪录片“四真”原则，匈牙利电影美学家贝拉*巴拉兹说：“在纪录片里，‘艺术’不在于虚构，而在于发现，艺术家必须

在经验世界的广阔天地中发掘出最有特征意义的、最有趣的、最可塑

造的和最有表现力的东西。”○2伊文思不止一次说：“纪录片把现在的事纪录下来，就成为将来的历史。”○3这在一定水准上就揭示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和文献性的直接关系。

在艺术性纪录片中，人们则会更多的从主观感情与可能性上来要求它

的真实水准，而不会在外在形态和细节等方面去要求它逼真于客观生

活。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在长期的创作，欣赏中，已根据不同的方法，风格，通过无数次的反复，建立起来的一种对于艺术真实的默契关系。其中情感的真实与逻辑的真实是极其重要的。在明显的虚构段落中，情感的真实是获得观众认同的最重要的保证，逻辑的真实主要是指人物的心理行为轨迹上的可信性。艺术不排除偶然，虚构和独特的想象，但它总是以可理解为基础的。《故宫》一片中有很多模拟表演及动画再现当年皇室祭祀、迎娶、登基活动的场面，稍有常识的观众一定不会认为这是历史实景，虽然都是在同一地点同一环境中。记得美国的埃里克*巴尔诺在《世界纪录电影》中曾指出：“真实感和权威性是纪录片的命运所系，无论动机如何，对于利用它的人来说，这两点是引诱力，也是对事实实行启发或者欺骗的力量源泉。”○4

在纪录风格的纪录片中出现扮演，应该说是对于纪录片创作时空的一大突破。因为，纪实不是目的，纪实是为了最终产生感染观众的艺术效果。在以往的创作中，对于历史时空的体现多采用历史图片、旧影像资料、当事人或见证人言语回忆等手法。不过，电视这个大众媒介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表现活动具像，我们应努力发挥自己的特长，尽可能给观众提供一种理解世界，观照自我的可能和舞台。前苏联的勒瓦尔拉莫夫等人也主张能够允许用故事片扮演的手法来拍纪录片：“在个别情况下使用演员可能不至于破坏严肃的真实性”，“至于按照事件或事实的真实情况，邀请当时事件的参加者在真正是当时的环境和顺序下把它们再现出来，这都是另一回事。”○5

当然，我们并无意倡导在纪录片中大量使用这种“务虚”的方式，但适当地、恰如其分地整理和构成事实、追求真实，理应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观众对扮演的允许度上。日本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在日本国内挑选了120人实行随机问卷调查。对于扮演的允许度的调查结果显示：“纪录片是依据事实获得了主题后的一种创作品。其中既有演出也有再现，它们是以逼近本质的水准的多少为大前提而存有的。作为传播的内容，欲对其实行证实时，直接利用的材料必须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