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动力学

勒温的团体动力学勒温的团体动力学是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端于本世纪40年代，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界所关注的中心，虽然它作为一种自觉的运动至70年代已趋于低潮，但它的内在活力，它的理论、方法和心理观，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

一、团体动力学的产生库尔特·勒温在1939年发表的“社会空间实验”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团体动力学”这个概念，借以标明他要对团体中各种潜在动力的交互作用，团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团体成员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等去作一种本质性的探索。

1945年勒温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团体动力学作为一种专业和学科得以建立。

在其后的二十年间，团体动力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影响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一)关于团体动力学的定义从历史的角度来反观团体动力学，它本身具有三个层次的意义。

①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即关于团体应如何组织和管理的方法和态度。

在这种意义上，团体动力学十分强调民主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成员参与决策以及团体内合作气氛的意义。

②关于一套管理技术，如角色表现，团体过程中的观察和反馈等。

在这种意义上，团体动力学被广泛应用于人际交往培训，领导干部培训，以及工厂、企业、学校和政府部门的管理。

③一种对团体本质的心理学研究，旨在探索团体发展的规律，团体的内在动力，团体与个体、其他团体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等。

这第三种意义是团体动力学的真正的心理学的意义，也是勒温及大部分团体动力学家一致赞同的对团体动力学的定义。

它并不依赖于前两种意义，事实上，为意识形态和管理实践提供一个更好的科学基础，正是团体动力学的基本目标之一，但科学地理解团体生活的本质，却是团体动力学的根本目的。

(二)团体动力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如欲理解或改进人类的行为，改进人类的生活，那么必然要对团体及团体的本质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因为人生活在家庭、学校、工厂、机关以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之内，也就是无时不处于一种团体生活之中。

事实上，人类关于团体的思想由来已久。

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为一例证。

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也足见他已知其中的某种道理。

近代的哲人学者更是对团体各抒己见，这里面有“乌托邦”，也有“美丽的新世界”。

但是把团体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还只有20世纪的产物。

团体动力学产生于40年代的美国，当时那里已具备了一个促使这一新学科出现的社会环境。

30年代前后，美国的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这是以富尔敦、爱迪生等人创造发明的具体应用为标志的。

它使人们看到了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巨大力量，知识与技术从而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

同时，由于世界大战和与西方工业发展结伴而行的经济萧条，使得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如移民问题、黑人问题、青少年犯罪和儿童教育等问题变得日益尖锐，通过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努力，人们对心理测验、科学管理和儿童福利等已产生普遍信任，科学研究可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一观念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团体曾一度被看作是调节工厂和集体冲突的关键，家庭和一些目的性社团则被认为是战争动乱之后复兴社会生活的必要手段。

同一时期兴起的其他一些专业，如集体心理治疗、社团福利工作，由杜威倡导的新教育，以及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管理工作等，都要求对团体和团体生活有一种科学的根本性的认识和理解。

这种时代精神召唤出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来自德国避难的犹太人库尔特·勒温，让他在一个侧面来体现时代的要求，形成了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大潮流。

(三)团体动力学的基本特征团体动力学家们有着两个基本信念：1.社会的健全有赖于团体的作用，2.科学方法可用以改善团体的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团体动力学之所以产生的两个必要前提。

唯有当人们理解并接受了这两个信念，认识到经验的研究可应用于团体和社会，重要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可以进行测量，团体和社会的诸种变量可以为实验所操纵，支配团体和社会生活的规律可以被发现和揭示时，团体动力学作为一种新兴学科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团体动力学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理论意义上的经验研究。

从学术传统上进行分析，团体动力学应属于经验主义范畴。

以观察、定量、测量和实验为基础来研究团体，正是团体动力学家有别于涂尔干、弗洛伊德和黎朋等侧重思辨来研究团体的显著标志。

但是团体动力学又不同于社会科学中极端的经验主义，它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实践中把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完整地结合了起来。

2.注重研究对象的动力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

动力性研究是团体动力学的最基本的特征，它不满足于对团体性质的一般描述，或对团体类型与团体行为的一般归类，而是要研究所观察的对象是如何相互依存的，团体中各种力的交互作用以及影响团体行为的潜在动力、变化、对变化的抵制、社会压力、影响、压制、权力、内聚力、吸引、排斥、平衡和不稳定性等，都是团体动力学中动力性研究的基本术语。

它们可以表示心理力以及社会力的操作，在团体动力学的理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严格地说，团体动力学不属于传统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它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经济学等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各学科的发展都有助于团体动力学的研究。

实际上，团体动力学既是一种多学科的交叉性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次新的综合。

4.把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的潜能。

应用性是团体动力学的突出特征，大部分团体动力学家的研究都是为了促进团体的功能以及团体对个体和社会的作用。

尤其是随着“行动研究”和“敏感性训练”的推广，团体动力学的研究成果已被企业管理、教育、心理治疗、政府与军事等许多领域广泛采用。

二、团体动力学的理论基础如上所述，团体动力学是30年代末与40年代初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次综合，其本身又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所以团体动力学中的理论取向较为广泛，至少有以下几种理论倾向存在于团体动力学的研究中，如交互作用论、系统论，精神分析理论等等，但是大部分团体动力学家在选择这些不同的理论和进行具体的研究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内在的理论基础，那就是场论。

(一)勒温与场论库尔特·勒温(1890—1947)出生于波兰莫吉尔诺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由于犹太人一向重视子女的教育，勒温小学毕业便被送往德国。

他在波森读了高中，在柏林修大学课程。

《人论》的作者卡西尔是他的哲学老师，著名心理学家斯顿夫指导过他学习心理学。

1914年，24岁的勒温从斯顿夫手中获取了心理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不无巧合的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三位创始人：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也都做过斯顿夫的学生。

就在勒温获取博士学位的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勒温作为一个德国公民应征入伍。

战场似乎是特为青年人所准备的，不久以前他们可能还手握吉它唱着自己的初恋，争论着前途和生活的意义，可现在却放下吉他拿起了步枪，一种激情，新奇和冒险的精神鼓动着大家。

然而，战场却远非人们的想象，那血与火的气氛，那惨不忍睹的事实，都会深深震撼每一个人的心灵。

许多事物的性质在战场上都全然改观了，一切价值在战争中都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有感于此，勒温于1917年写就了一篇论文──《战场景象》，勒温的心理学由此诞生了。

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人的心理承受力和人的行为的动机，这是他的“心理紧张系统论”的最早表露；他描述了一个人从后方安全处所来到前方生死关头时，环境及其意义的改变在这里产生了“生活空间”这一概念，为他以后的拓扑心理学学说打下了基础；他阐述了情景或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决定人的心理事件和行为意义的观点，这就是他的场论的雏形。

在战场上，人性和良心要重新定义，人的个性和个人的善恶都不起作用了，每个人都随着他所属的集团而被定性：是敌方的，便是坏的；是己方的，便是好的。

个人的性格和品行都被这简单的好与坏所取代。

这种体验和对这种体验的思考，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和他的团体动力学。

1947年2月12日勒温逝世于美国，也就是他创建起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第二年。

他的一生在心理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场论是他对心理学理论的杰出贡献。

(二)场论与团体动力学场论是勒温一手创建的。

由于他早期深受斯顿夫的影响，又长期与惠特海默、苛勒和考夫卡三人一起工作，所以基本上秉承了格式塔心理学的传统。

但他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动机与意志方面的问题，对精神分析理论有独到的研究。

他把心理学中的整体观和动力观在新物理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做了有机的结合，形成了其素有“心理学中相对论”之称的场学说。

虽然勒温的早期研究主要是针对个体的，但由于他重视在生活环境中研究个体的行为，所以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1939年，他提出“团体动力学”这一概念后，又先后提出了“社会空间”、“团体目标”和“团体气氛”等重要概念，以及“社会渠道说”和“准稳态平衡说”等理论观点，这标明他的整个研究已逐步转入了社会心理学和团体动力学。

对此舍伦伯格评论说：“勒温的场论为其转向团体行动研究提供了一个自然的理论基础。

把环境包容于生活空间之中，就为统一团体概念铺平了道路，于是，团体的一些特殊功能就可被看作是大部分个体之生活空间中的主要部分。

因此，从研究个体的生活空间过渡到研究团体对行为的影响是较为容易的。

”在团体动力学中，研究者一般都倾向于把小团体作为研究对象，把它看作是一个基本的实体。

从场论的观点出发，可以把所研究的团体区分为结构和功能两个层次。

结构方面适用于拓扑学的描述，把团体作为研究对象时直观获得的一些印象，如团体内个体的位置，个体间的邻接或依存情况，外界的影响以及团体的核心人物等。

区域、疆界、阻碍和引拒值等概念都可以应用在团体的结构性描述上。

动力方面则主要涉及团体的潜在生活，常用移动、向量、紧张、目标和力场等概念。

这些概念都可以用来解释团体的变化，而变化则被认为是团体生活的根本特征。

勒温曾提出一种“解冻—流动—重冻”的社会变化模式，认为所有的团体生活都只能是一种准稳态平衡，如同一条河流，即使其速度与方向未变，河流中的所有原素却无时不发生变化。

依据场论的观点，团体的行为象个体的行为那样，也是以所有发生影响的相互依存的事实为基础的，这些事实的相互依存，构成了团体的本质。

因而从根本上来说，团体并非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包容诸个体的“格式塔”。

作为团体，它不是由各个个体的特征所决定的，而取决于团体成员相互依存的那种内在关系。

于是勒温认为，虽然团体的行动要由构成团体的成员来执行，但是，团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

因而一般来说，要改变个体应先使其所属团体发生变化，还要比直接改变个体来得容易。

勒温在1943年做的关于“食物习惯”的研究，完全证实了这种观点。

勒温指出，只要团体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就很难使个体放弃团体的标准来改变自己的意见，而一旦团体标准发生了变化，那么由于个体依附于该团体而产生的那种对变化的抵抗也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