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个性测量表」在西方样本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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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個性測量表」在西方樣本的初步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張樹輝
發表於:
「泛華心理學研究的切磋與交流」
第四屆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
暨第六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
2002年11月9日至11日
台灣台北中央研究所
本研究得到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委員會(Earmarked Grant Project #2120149) 及香港中文大學 (Direct Grant #2020662) 資助。
本文所採用的中國人個性測量表(CPAI)是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及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之合作成果,作者包括張妙清教授、梁覺教授、張建新教授、宋維真教授、及張建平教授。
本文部份結果取材自另一篇論文,由張妙清、張樹輝、梁覺、Colleen Ward、及梁天樂合撰。該論文將對本研究有更詳細的討論。特此鳴謝Prof. Colleen Ward在新加坡收集華人樣本,及梁天樂教授在美國收集的白人樣本。
本論文主要對「中國人個性測量表」(The 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簡稱CPAI)在西方樣本的因素結構(Factor Structure)作初步探討。CPAI是張妙清等(1996)根據經驗歸納法,從華人文化的角度出發而編訂的一套具中華文化相關性的本土化人格量表。在2001年張妙清等發現,把CPAI與西方著名的人格量表NEO-PI-R進行聯合因素分析(Joint Factor Analysis),人際關係向度是獨立於NEO-PI-R的五個向度。其他的研究亦顯示人際關係向度在華人社會中起一定的作用。Ho(2001)認為,人在社會中的行為並不獨立於其他人的影響,而早期的西方心理學亦有關於人際關係的理論(例如Sullivan,1953、Wiggins,1979)。因此作為中華文化的其中一個人格心理學角度,值得研究本土化華人量表CPAI在西方文化的樣本的因素結構。
本論文包括兩個研究。第一個研究主要是有關英語版的CPAI的編訂及初步驗證。透過翻譯-逆翻譯的方法反覆修訂後編定的英語版CPAI,在一個531位研究對象的新加坡華人樣本中進行測試。因素分析得出與中國常模(張妙清等,1996)相似的四向度因素結構。英語版CPAI與NEO-FFI(NEO-PI-R的簡略版)的聯合因素分析亦發現與張妙清等(2001)相似的因素的結構。人際關係向度亦是獨立於NEO-FFI的大五因素以外。這結果為英語版CPAI與中文CPAI的結構性相等(Structural Equivalence)提供支持。第二個研究主要是探討把一套從華人文化出發而編製的人格心理量表加諸西方社會的樣本是否會得出相似的因素結構。我們把英語版CPAI在一個美國的白人學生樣本中進行初步測試。因素分析得出的結構與中國常模的亦相似。本論文亦會討論把本土化研究的結果及理論放在其他文化研究時,對拓闊心理學知識及瞭解不同文化間的異同的可能性。
關鍵字:人格測量、本土化、人際關係。
在亞州地區,早期的心理學者多倚重由西方心理學界引入的個性評測工具。其中常用的有在七十年代早期開始引入的明尼蘇達個性測量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MMPI)以及艾星奇個性問巻(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這些由西方心理學界引入的個性評測工具,在香港、日本、印度、及台灣等地被翻譯成當地的語言,然後作臨床應用(Cheung, in press; Thakur & Thakur, 1973)。這做法被稱為强加式客位研究策略(imposed-etic strategy, Church & Lonner, 1998; 楊國樞,2002/1998)。這做法假設在某一文化中發展的評測工具,其理論基礎及所量度的概念皆普遍於所有其他文化。
在九十年初,個性心理學開展了跨文化方面的研究。由此引申出一個問題:翻譯自西方的個性評測工具是否適用於亞州地區?透過强加式客位研究策略我們會較易找到具文化普遍性的向度及概念,但卻因此而較難找到獨特於個別文化的向度及概念。再者,單靠强加式客位研究策略並不能為就一個概念或向度是否具文化普遍性提供足夠的支持。若一概念在本土化研究與外來的研究皆得到印證,則我們能對此一概念的普遍性有更強的經驗支持。Berry(1989)稱在兩個或以上的文化的本土研究中皆得到印證的共有概念為derived etic。雖然一個概念的普遍性只局限於已得到印證的有限數量的文化,但比較不同的本土研究以尋得共有概念卻是建構普遍理論及概念的必要條件。
因此,不少亞州的心理學家開始了本土化的個性研究,及發展出具本土化特色的個性評測工具(參閱Cheung & Leung, 1998)。《中國人個性測量表》(The 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簡稱CPAI)是其中之一。
《中國人個性測量表》- CPAI
CPAI是由張妙清等根據經驗歸納法編訂的一套具中華文化特色的本土化個性量表(Cheung et al., 1996)。本量表包括有22個正常個性量表、12個臨床量表、以及三個效度量表。這量表既有西方理論常發現的向度,例如外向性、領導才能、及情緒化,亦有一些中華文化較重視,而西方量表未有的向度,例如面子、人情、和諧、節儉等。這量表的由中國大陸取得一個具代表性樣本(1998名男女),以及香港取得一個隨機抽樣的樣本(446名男女),以制訂標準代常模。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我們發現在正常個性量表可抽取四個正常個性因素,分別是可靠性(Dependability)、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領導性(Social Potency)、以及獨立性(Individualism)。而在臨床個性量表則可找到兩個臨床因素,分別是情緒問題(Emotional Problem)及行為問題(Behavioral Problem)(有關CPAI的詳細資料,可參閱Cheung et al., 1996)。本論主要集中討論CPAI的正常個性量表部分。
在張妙清等於2001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Cheung et al., 2001),作者把CPAI與一套西方常用的個性量表,NEO-PI-R,作比較。NEO-PI-R是根據主流的西方性格模型─「大五因素」模型(Five Factor Model)─而製作的(Costa & McCrae, 1992)。這大五因素模型假設人的個性只有五個主要因素,分別是神經質(Neuroticism)、外向性(Extroversion)、開放性(Openness)、和悅性(Agreeableness)、以及負責性(Conscientiousness)。聯合探索性因素分析(Joint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的結果顯示,抽取六因素較能作有意義的解釋。CPAI的可靠性、領導性、及獨立性,皆可納入大五因素中的神經質、外向性、和悅性、及負責性之內。而CPAI的人際關係因素則獨立於NEO-PI-R之外。人際關係的獨立性在上述論文的其餘兩個研究亦得到印證。
CPAI中的人際關係因素主要包括一些與人際交往有關的量本,例如人情、和諧、面子等。以往的研究發現,人際關係量表能預測多方面的華人行為,例如孝道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