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异化理论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异化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勇于创新，赋予了异化完全崭新的内容，将异化的理论与当时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

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的异化理论，主要是异化劳动理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根据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试图恢复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本文将就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粗略的探讨。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要是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来论述异化理论的。

异化劳动是特殊形式的劳动，是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主要存在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1](P.41)其二，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

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异化是生产行为本身、生产活动本身异化的结果。

即工人被迫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出去，只是因为他在劳动本身中把自己异化出去了。

“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

因为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1] (P.43)其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

在异化劳动中，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化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

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P.47)其四，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同人相异化。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

[1](P.47)
二、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卢卡奇在他的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以下简称《意识》）中把“物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来考察，成为自己哲学思想的独特内容。

但是他是在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情况下对异化问题所作出的系统表述。

马克思的《手稿》是马克思早期谈到异化问题的重要著作，在1932 年才发表。

而卢卡奇的《意识》一书发表于1923 年，卢卡奇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的商品及商品拜物教出发，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

卢卡奇是从批判商品拜物教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视角开始对“物化”现象的分析的。

“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

[3](P.224)他的物化理论具体表现在：其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上就蒙上了一层物的纱帘。

人们对商品的崇尚和追求，使人们的目光愈来愈短浅，人们只注重眼前的物和物的关系，而忽视对未来前途的思考；其二，资本主义社会失去其整体性，社会生活分解为一块块碎片，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作用，人们的职业愈益专门化，其生活局限在狭小范围内，人们丧失了对整体景象把握的能力，更无法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其三，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意识的物化，物化意识侵入人的内心世界。

在资本主义整个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本身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一切劳动都以一种机械化、标准化的方式来处理，劳动者的精神意识受到机械化的压抑，从整个人格中分离出去，变成一种物品。

卢卡奇没有明确地把消除物化和消灭私有制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三、辨析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相同点物化或异化，分别构成了卢卡奇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维度，即二人都从物化现象或者异化现象的批判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这一批判都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得二者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都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感和社会实践性特色。

对于相同点，这里不多做论述，本文重点讨论他们之间的不同点。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不同点不同点主要集中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仅包括对象化，也包括异化；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异化和对象化却有明确的区分。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异化、物化概念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2] (P.91)劳动产品作为客体。

只有与主体相分离、相对立，才有客体的客观存在，这本身并不是异化。

只有“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2](P.91)此时的对象化表现为异化。

因此，对象化是异化的前提，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对象化才表现为异化，异化只是对象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卢卡奇没有把对象化和异化相区分，而是把它们混同。

他认为：“由于这种情况，人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为客观的、独立于它的某种东西,成为借助于一种与人相对应的自发运动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从客观的方面看,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世界拔地而起。

”[3](P.96)显然,卢卡奇把对象化与异化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

2.异化、物化现象产生根源的差异
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普遍的、必然的现象，是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然表现为商品的巨大堆积，商品生产的奥秘在于它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劳动产品这种物的形式，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所掩饰。

卢卡奇在《意识》中认为，劳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清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
倾向。

这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和分工相互作用的体现。

而马克思则是从更广阔的视野，从人类发展史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来探讨异化产生的根源问题，并着重论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异化。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考察异化劳动的根源，揭示出异化现象是人类的本质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并和私有制相互作用。

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必然后果,随后二者就变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了。

由此可知，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却加深了劳动的异化，改变了劳动的性质。

3.扬弃异化、物化途径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要真正地消灭异化，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支配自己的产品。

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和自身内在的需要直接分离，即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人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因此，马克思把私有制的消灭于异化劳动的消灭看作同一过程；其次，异化的消灭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来实现。

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产品是通过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实现敌对于工人的。

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斗争到底，消灭私有制关系；最后，异化的彻底消灭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克服和消除异化的根本途经是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与马克思不同，卢卡奇认为扬弃物化，关键在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成熟，企图在改良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历史使命时，理解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意义”，无产阶级就获得了自我意识，这时，通过无产阶级实践从总体上彻底改造社会和自身，因此，自我意识就是“革命过程本身”，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在其中融合为一体。

卢卡奇把对物化的扬弃归结为无产阶级的认识问题，并且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等同于革命的实践，显然是不科学的，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4.异化、物化理论产生背景的差异
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十分迅速，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统治地位还未形成。

阶级矛盾的对立是尖锐的，无产阶级丧失阶级意识的问题，在革命中还没有突显出来。

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学说，从《手稿》到《资本论》，是从劳动异化的概念，深入到分析商品拜物教，并从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入手，逐步深入地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

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的扬弃与根本变革私有制联系了起来，为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开辟了道路。

卢卡奇写作《意识》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科学技术不但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而且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极不平衡,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分化。

所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没有简单重复马克思的思路，而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基础之上，从对当时科学理性支配下的商品经济的解剖出发，阐述物化概念，并追溯到劳动的异化。

一、思想渊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在近现代哲学演进过程中，曾有一些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异化问题。

例如，黑格尔曾阐述过客观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曾描述过宗教的异化，而青年马克思则主要关注人的本质活动——劳动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带来的非人化的后果。

马克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表述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

这部手稿完成于马克思思想的创立时期，却沉睡了近一个世纪，直到1932年才得以问世。

但是，“手稿”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变得陈旧，相反，这部手稿一发表，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但培育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一大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影响了20世纪许多理论家，包括大哲学家海德格尔。

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内含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哲学视野，可以成为20世纪人类应付文化—历史困境的重要的文化批判精神。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试图从自我意识出发超越不合理的世界，即不合理的国家和政治制度。

但是，在进一步的思想发展中，马克思发现，国家和政治制度，并不像黑格尔断言的那样，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相反，市民社会是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和决定力量，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变革以私有制为特征的不合理的市民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类幸福。

在1844年写成的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造成市民社会自我分裂和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活动的异化，由此，马克思表述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从四个基本方面揭示劳动异化的规定性。

首先，异化劳动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处处可见的劳动产品的异化现象，即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和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并且，他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为统治他的力量。

其次，造成劳动产品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即劳动从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活动蜕变成外在的、强制性的、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的谋生活动。

再次，由于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因此，劳动活动的异化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最后，上述三重异化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即人与人的冲突与背离。

马克思在阐述劳动异化的四种基本规定性时，又做了更深入的分析。

他认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属于“物的异化”，它只是异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属于人的“自我异化”，它是异化的深层规定性和实质。

因此，马克思指出，要变革不合理的世界，实现人的解放，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改变财产的占有方式，而在于从根本上扬弃劳动活动的异化本性，恢复人的本质活动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本性。

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实现同异化的扬弃联系起来，称共产主义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以人的生存方式为关注点，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哲学。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放到19至20世纪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演进的大背景中加以关照，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具有两重性。

首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哲学立场，它成为20世纪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文化批判的重要依据。

在异化理论中，马克思没有停留于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一般阐释，也没有简单地把变革现存世界的使命归结于改变财产的占有状况和经济、政治体制，而是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现实基础，把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即异化的扬弃置于人类解放的核心。

在马克思看来，就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言，无论是对象化劳动的成果（如科学与大工业）还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如私有制和宗教），
无论这一结果对人的本质力量具有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意义，它们都是人的劳动（人的实际活动）的结果，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的角度才能得以理解。

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关注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对人类历史的文化层面的关注，这是因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文化不只是思想观念的问题，而且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每一时代或每一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普遍遵守的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构成基本的文化模式，而这种生存方式的改变就是文化模式的转型。

从这种角度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确代表着一种文化批判立场，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的理解和他对人的异化受动的生存方式的批判被整合到20世纪的各种文化批判理论中，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本质性文化批判精神。

富士康现象：劳动者异化的样本
2010-05-23 12:53:09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跟贴184 条手机看新闻
这不是一篇讨伐富士康的文章，也不是一篇献计献策的策论。

文章只是试图解释一个现象：在富士康治下的城中之城，在严格服膺于郭台铭语录的生产车间里，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经历了怎样的异化过程，而异化的劳动又是如何将他们变成机器零件，从而彻底剥夺了人的主体地位。

我们无意在连环自杀事件与富士康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但一个人如果只能用结束生命来证明作为人的绝望时，劳动者的环境因素就没有理由全身而退。

而旁观者，更不该认为那只是别人的痛苦，异化与自己无关。

如果我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那么从别人的遭遇中或许能发现一些线索。

2009年7月，富士康科技集团的孙丹勇自杀。

与后来的连环自杀事件相比，它很快湮灭无踪影。

当年11月，郭台铭以10亿元新台币（约折合人民币2.14亿元）买下台北县豪宅“水立方”三个楼层，创下台湾豪宅史上单笔最高金额的交易纪录。

80多万雇工无法想象他们东家的富豪生活。

他们像士兵一样被驱赶着，日夜创造富士康帝国的财富。

如果不是发生卢新、马向前、梁超、田玉、饶淑琴、祝晨明、刘志军等人的十起自杀事件，没人会注意他们。

血汗工厂的定义变迁
截至今年5月21日，富士康“十连跳”的频繁自杀事件集中在三个月内，造成8死2伤。

当事人的年龄段在18岁到24岁之间，入职富士康深圳厂区都不到一年时间。

密集的自杀事件像惊悚的谜题，继富士康创下的众多经济成就后，不幸地成为特有的富士康现象。

在这里，连环自杀事件不仅仅是指富士康员工或生或死的自戕举动，还更多地指向他们在富士康里的经历。

那些将富士康与自杀事件相切割的评论者会发现，他们无法对议论的质量负责。

据称，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在内的大陆顶尖的心理学家受郭台铭邀请，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

专家团肯定的是，2008年，全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约有2名自杀者。

因此，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

统计概率是冷冰冰的，尽管它可以粗糙地区分正常与否，却不能提供连环自杀的答案。

谜底并不在专家的断言中。

包括那些自杀者在内，40万深圳富士康员工蜗居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服从于流水线上精密的管理，每月休1天，每天工作12小时，休息10分钟吃饭1小时，完成工作量后8小时外算加班，待遇不差但压力巨大，工友室友互不相识，工作不能说话，焊点须读秒，多名干部时刻督查并设测试陷阱，如有差错，扣绩效写检查被处罚。

自杀学研究的创始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

”但这样的工作环境会怎样培育压垮意志的最后那根稻草？
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厂，这取决于对血汗工厂的定义。

如果将血汗工厂主要理解为工作场所肮脏、管理低下或欠薪，富士康显然不属于这一类。

富士康按时发放工资，提供食宿，甚至还说要追求企业文化，这跟通常意义上的血汗工厂大相径庭。

然而，如果不要局限在外在特征上，而将焦点集中在员工精神的压抑、痛苦和不自由上，尤其是在富士康所营造的生存空间内，不难得出血汗工厂的深一层含义。

不能忽略的是，富士康令血汗工厂的定义产生了变迁。

暗藏在劳动异化中的秘密
北京学者秋风最先明确这个关键问题。

当舆论将富士康作非黑即白、罪与非罪的简单划分时，他在《南方都市报》专栏里连续刊文论述了富士康抹杀员工社会特性的方面，即：员工被封闭在狭窄的“城中城”，他们的整个人都被纳入流水线的效率算计中，也可以说生产线延至员工的全部生存活动中；家庭、亲友等社会关系在这里是受排挤的，是荒芜的。

而富士康采取的铁血管理模式，体现为集权式的保安管理，不仅维护了城中城的因素，还强化并实现了反社会的空间塑造。

涂尔干否认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自杀动因，但他没有否认自杀者是环境产物的这一事实。

富士康生产流水线上的员工的每一个工作动作都被分解，使员工的每一个动作达到最高的效率。

富士康要做的就是：让员工动作标准化。

被约束着的员工就像是富士康流水线上的电脑主板，也成了必须精确动作的“零件”或机器人。

他们融入生产流程，也为生产线所奴役，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

富士康现象提供了异化的样本，它所显现的劳动者异化应该受到严肃对待。

异化的本意是自身的丧失。

诗人席勒认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个别小部件上的人，本身也变成了部件。

马克思则认为异化是深刻的社会关系，其实质在于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

如果流水线、城中城以及迟迟不能付诸实现的个人规划就是“整个世界”，可以想见富士康员工的处境和心境。

他们从劳动中没有获得力量感，甚至
于，他们为了维持没有内容的生活，不得不以精神与肉体的双重付出为代价。

异化是一种心灵上的折磨。

富士康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劳动者的异化上。

其实，也只有依赖异化了的劳动配置形式，才能贯彻并达成郭台铭所谓“合理的集权主义”，不给他的威权管理制造麻烦。

要知道，在一个借助于剥夺生活价值而存在的工厂环境里，自主的劳动者必然会对富士康构成根本威胁。

当乔布斯的员工享受着幸福感倍增的劳动状态，合作推出一个个苹果奇迹时，郭台铭的员工站立在中国模式的流水线旁，变形成为生产机器的一部分（包括生产苹果手机）。

富士康帝国的核心秘密隐藏在这里。

劳动的异化并不必然带来劳资双方的冲突和对立。

马尔库塞在马克思异化理论提出10 0年后，有过更准确的阐述。

他认为，异化改变了马克思所谓的对肉体的奴役形式，转换为对心灵和灵魂的奴役。

这种改变对工人是一种麻醉。

在马尔库塞看来，决定生产力的不再是别的产品，而是机器；这种关系不是工人同其他阶级关系的问题，而是技术进步同发展工业的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问题。

在这个适应中，人同机器浑然一体，感受不到奴役之苦，反抗情绪也就很少了。

异化不该是我们的宿命
富士康在连环自杀事件后认为这是复杂的社会问题，言下之意是，不该由富士康一家来担责。

类似的言论很多，不乏支持者。

他们认为富士康算是不错的企业，不要苛责它，它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替富士康喊冤的言论说对了一半，也说错了一半。

劳动异化确实是普遍存在，只要阔谈者作无心之论，也可以宽泛地概括为社会问题。

可是，社会在哪里？难道富士康可以撇开社会而独立？要求恢复劳工主体地位，却遭到同样被异化的人的斥责，反讽的效果很强烈。

所谓的“社会问题”已成为政府、企业或个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

正是这种习惯性地推脱，最终促成了社会溃败的现实，“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破碎不堪，人们熟视无睹。

很多人在谈论富士康现象时，将它简单看成农民工二代的问题，看作是80后、90后的心理脆弱问题，是符合自杀率的正常现象，总之错误地以为那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人们不仅没有正确地理解自身的境遇，还丧失了从他人的痛苦中省察自己的能力。

异化传染给了更多人。

从2005年到2009年，富士康的《财富》全球500强排名从371名升至109名。

福布斯列举2008年台湾最有钱家族，郭台铭以身家60亿美元，位居第三。

但是，深圳龙华一名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说，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对中国的意义，“我们也在考虑”。

他举例，同为高科技企业，华为公司2006年以460多亿元的产值，上交国家财政49亿元；而年产值高出2000亿元的富士康，在享受大量税收优惠后，“去年（2005年）的财税贡献微乎其微”。

回到问题上，富士康的异化现象带有标本意义。

19世纪的异化理论仍能清楚解释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