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的发展就是一种依附性发展。作为对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经济依附的表现与结果，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传播技术的依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必须引进西方发达的传播技术，形成对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传播技术的严重依赖。大量西方的传播技术设备进口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进而使发展中国家传播媒介的技术标准也对发达国家进行移植。

第二，发展资金的依附。建立现代化的大众传播体系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大众传播事业，不得不在大众传播领域大量引进外资，建立合资或外资独资的媒体机构。

第三，传播制度的依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建设现代化的大众传播体系时，由于本国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只能简单移植和抄袭西方的现代传媒制度。对西方传播技术的引进客观上导致西方专业技术标准也随之被引入，西方传媒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方法自然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的范本。外资的引进更是传播制度依附的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传播内容的依附。这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硬件体系的建立在速度上快于传播内容的建设。大量的大众传播设施快速建立起来之后，内容的匮乏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面临的普遍问题。以电视等电子媒介为例，为了支撑媒介的正常运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大量进口西方的电视节目，以填充媒介时段，从而形成西方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输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电视屏幕上充斥着从西方进口的质量低劣的电视产品。

第五，广告的依附。由于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技术、专业标准以及商业化的媒介体制，发展中国家的大众媒介严重依赖广告收入维持生存，但由于本国经济的欠发达以及大量外国资本的进入，媒介不可避免地大量播出代表西方价值观和消费观念的外资广告。对代表西方价值观的广告的依赖直接造成了媒介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在文化领域，这些广告所宣扬的文化往往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目标相背离的，因此，必然对发展中国家的本国文化造成伤害。

在依附理论盛行时期，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的研究取向深受依附理论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如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拉美地区亲自实验，并展开对西方传播逻辑观念的批判。马特拉本人在智利亲身体会到媒介依附关系的各种表现，亲眼见到智利遭遇迪斯尼文化的大量入侵，因此有了多夫曼

（Ariel Dorfman）与阿芒?马特拉的名作《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马特拉在该书中通过对米老鼠与唐老鸭的解读，指出米老鼠的小拳头后面，支撑着它的正是帝国主义本质的文化价值观。他们认为，迪斯尼卡通夹带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主题，如：对金钱的执迷与非理性的消费冲动；“异国情调”的强调通常指向第三世界，并把那些地方当作财富源泉；歪曲反映第三世界国家形象；强调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合法性，等等。[9]该书出版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西方社会都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成为批判帝国主义文化的经典著作。

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现象所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后果是严重的。20世纪60年代“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等思潮的出现正是基于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文化依附关系的思考。尽管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对大众媒介在文化帝国主义形态中的角色却有着共识。“媒介帝国主义可以是论述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之一”，“一般提及的‘文化帝国主义’之过程，媒介占据了无以伦比的重要性”。[10] “媒介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的传媒软硬件或其他主要传播方式，单独或整体地，不论在控制权或拥有权上，都被另一个国家制宰，在这个过程中对本地社会的文化，规范及价值观带来有害的影响”。[11]

正是基于对媒介重要性的认知，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对于重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于1980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名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研究报告，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依附理论的视野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媒介依附正是两者政治经济关系的反映，同时，媒介依附还将会加深已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依附关系。依附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其正确指出了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不发达状况应负的责任，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