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

厉以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

第一，中国的改革从哪儿开始的？这是从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开始的。

华国锋提出一个观点：“两个凡是”。

这样一个思想一出，就不好改革了，什么改革都遇到问题了。

1978年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进行了半年多，大家的观点开始趋于一致，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

改革要从最薄弱的环节做起，经过学术界反复的研究，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看，中国最薄弱环节是农村，因为农村跟城市是不一样的。

无论经济怎么困难，票据能够给城市一些优惠，但农民没有粮票的，他如果饥饿就只有挨饿。

农民自发地搞过一些承包制，但当初搞是在1960年代，是在困难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功绩就是在改革问题上听了农民的意见，比如安徽农村农民18户人家签了承包合同，我们搞承包，写上这条“如果谁将来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

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就这么干了。

情况逐渐在改变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积极性增加了，农民不仅把自己的田种好，而且养猪、鸡、鸭了，农贸市场一天比一天丰富了。

中国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把票证取消，就是证明改革是有效的。

本来是农村劳动力不够，现在劳动力起来了，多了劳
动力，农贸市场就开起来了。

这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多了，要怎么用呢？——办乡镇企业。

办乡镇企业当初没有资金，是农民自己筹划的；没有技术人员，到城里去聘用那些退了休的工人到我们这里来。

当时最时髦的建设方向是建筑材料，各地都在想办法把经济搞好，其中有一条：房子先得修，房子破破烂烂的不行。

乡镇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从砖瓦一直到里面的设备，到一些小五金，都是我们乡镇企业提供的。

乡镇企业起来了，农村人就好了。

到1980年代初，一个很时髦的事情，大家去挤火车、挤公共汽车、挤长途汽车、挤轮船，看到有些人拎了大包小包，还穿着西装，领带也打的歪歪扭扭的，什么人？是农民推销员，他是把自己的产品装在口袋里到处宣传。

乡镇企业首先办的是家庭需要的建筑材料。

这样中国就有了农民办企业并跟地方国有企业竞争的一种情况。

乡镇企业出来以后，计划市场不是唯一的市场了，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产生了，中国经济开始变化了。

光有承包制不够，光有乡镇企业不够，必须有乡镇企业市场，这就在计划市场之外多了一个东西，中国改革走上了一条新路。

但还不够，在靠近香港的深圳最早受到了经济特区的影响。

什么是经济特区呢？在这里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在运行，香港在这里投资，香港的速度也比较快，可是没有想到深圳的速度特别快，整个地方都在建楼。

这三大变化就等于给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大石
头，中国经济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情况。

但是改革还没完，为什么还没完？前面所讲的都是农村的改革、乡镇企业的改革、经济特区的改革。

那真正的改革要动城市、动国有企业，怎么动？这个是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一个大问题。

改革的重心转入城市、转入工业，这样中国才能变啊。

中共十二大开了，就提出重心要转移了，因为农村的改革已经走上了正规的道路了，工业怎么办？两种改革思路产生了——一种改革思路是：有的经济学家听从了世界银行的意见，放开价格。

政府不要管价格，让它在市场上升升降降，经济自己有规律。

国内有的经济学家也主张这么干。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大学提出了另一种改革思路。

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开始了。

4月26日，我在会上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功”。

这话传到中央那里，中央问我，你为什么提出不能放价格？为什么提出必须走产权改革的
道路？我当时就说，西欧以德国为标准放开了价格，它放开价格是对的，因为它是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不要管理它的价格，价格放开了，它根据市场的波动自己会找到规律，慢慢就改变了。

西德行，中国不行。

中国是公有制社会，你放价格有什么用，国有企业把价格放开以后就猛涨，没有用处。

不能改变企业的地位。

那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应该考虑到怎么样把经济结构先调整，把产权先调整，让每个企业都是自负盈亏的，改革慢慢才行。

第二个不行的地方，西德搞价格改革是有美国帮助的，美国有马歇尔计划。

中国行吗？哪一个国家能够来帮助中国放开价格？只会价
格越涨越高，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不能放开价格？就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光放开价格，但是你整个体制没有变，内因起不了作用。

另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决定流通，放开价格是流通领域的改革，没用。

只有产权改革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单位。

大概到了下半年，中央一个决定说试试看股份制行不行，搞一些企业做试点。

当时是以哪里做试点呢？是四川，整个西南以四川为界，国有企业多，国有企业多必须股份制从这儿开始，大体上定了在四川搞。

几个企业我都去了，我陪着中央的人。

但是回来以后，形势发生变化了，暂停。

接着又回到了放价格论，可是放价格论不能试点，价格放开的消息一出来，整个的物价上涨。

大家如果还记得，怎么上涨的？老太太在街上听说要涨价了，肥皂一大包扛回去了，怕涨价，什么东西都抢购，整个经济就乱了。

结果到了1988年，不行了，又回到了从前，暂不放开价格。

当初还有一个计划，价格调整要分开种类调，价格调整的消息一出来就不是这样了，是卖的就抢。

所以物价的上涨使得中国走放价格的路是行不通
的。

到了1990年、1991年，邓小平再次讲话，中国的改革才走回到这个路上来。

所以，我们讲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经过试验，甚至挨批、撤职。

最后从邓小平再度南巡讲话以后，经济情况在变。

邓小平二次南巡讲话以后，股份制被推到前面去了。

这时碰到了一个问题，有些人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干部说大企业一改我们的国有企业是不是
都变成私有化的企业了？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界提出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增量先行。

第二句话，存量暂缓。

什么叫增量先行呢？比如这个国有企业100亿的财产，增量就是我准备拿多少出来上市、出卖。

存量暂不动，这样一来，大多数主张搞股份制的有根据了，增量先行，我先搞增量这块，存量不动，不影响大局。

这个事情终于实行了，但是实行以后又有矛盾：增量先行，100亿的资产中拿20亿出来可以上市，20亿上市存量不动，存量依然占大头。

增量先行以后董事会建立了，但是行不通了，没人来参加董事会，增量先行都不是大头，20亿市场卖5亿、10亿都是掌握不了董事会的决策权的，所以增量先行变成一句空话，行不通的了。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还得动存量，这就出了问题了，存量要动了就违背了当初增量先行中所决定的“增量先行”，可以上市但是不起作用，因为存量仍然是大部分，存量不动，你那个小的根本就不起作用。

所以，很多股份制企业虽然做了股份制企业，但是董事会里没有名额，他是分散的小股东。

所以，必
须动存量，这才是中国的股份制改革真正的开始。

你现在要动存量了，这违背了当时的承诺。

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就被称为“二次革命”。

存量可以动，但是怎么动？原来买了增量的人，他们可以再拿钱出来，因为当初存量不动这是写上了招股说明的，你既然破坏了就应该让存量的人得到好处。

这样一来，中国的股份制进入了“二次革命”阶段，就是给原来购买股份制增量的人一定好处，然后就解放了那些原来不让上市的股东。

上市怎么补偿呢？也有规则，按照市场规则来做，效果好的这些10配4，效果中等的10配3，效果差一点的10配2，这样一来总算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解决了。

这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已经到了《证券法》公布以后做的，所有这些都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一步一步艰难走来的，是可以给我们借鉴的历史。

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