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硝烟

看不见的硝烟
从1931年的“九一八”至1945年的“八一五”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日寇的炮火给中国珍贵档案图书事业带来深重的灾难。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珍贵档案图书的掠夺,早
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经进行了。

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了原被沙皇俄国控制的长春以北至大连的南满
铁路和旅顺港。

1906年成立了“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为“满铁”。

1907年满铁创办了图书室,1913年扩建为“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图书馆”,1922年改称“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简称为满铁图书馆。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地区中国珍贵档案图书的主要机构。

在“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图书馆通过各种手段搜掠中国的珍贵档案图书有著名的《永乐大典》、沈阳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宋、元版的善本图书和方志以及历朝珍贵的书画等。

为搜集中国的军事情报,满铁图书馆还搜掠了诸如《奉天海口大小炮台图》等中国军事地图。

上述这些珍贵档案图书,如文溯阁的《四库全书》等,在“九一八”事变后被陆续运往东京,成为日本汉学收藏的一部分。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满铁图书馆形式上属于“满洲国”,
实际上和整个东北地区一样,完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下。

满铁图书馆利用攫取的图书资料加以整理,汇编成各种文献。

如:有关东北和朝鲜自然地理、人文风俗的《满铁百科全书》、《大清历朝实录》;有研究中国纺织印染和东方艺术史的《纂祖英华》等。

1933年日军大举进犯我国热河时,满铁大连图书馆举行热河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的珍贵档案图书展览,直接为日本的侵华服务。

满铁大连图书馆出版的《满铁调查资料》、《满铁调查报告书》等珍贵档案图书史料。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军6枚燃烧弹击中,大火很快波及附设的东方图书馆。

该馆为我国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在1906年所筹建,前后入藏了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太仓顾氏闻斋、乌程吴氏秘籍楼和扬州何氏藏书楼等的大量珍藏秘籍,还有秦汉十印斋、张氏适园等的善本精品,还有入藏的全国最佳史志版本2万多册。

该馆实属当时全国藏书最精、最富的图书馆之一。

2月1日清晨,入侵者又派日本浪人潜入馆区纵火,馆内中文书268000册、西文书8万册、善本书3203种29713册,还有何氏善本书4万册、罕见方志2641种25682册,共计40余万册图书化为灰烬。

后日军又对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研究所和东方图书馆进行劫掠,并放火焚烧,火光冲天,数日不熄,损失极为惨重。

所藏各类资料、稿件和图书“尽化为劫灰”,这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最大的劫难。

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多所院校的图书馆都遭到了日军炮火摧残:持志学院及附属中学的图书馆全部百宋明善本
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烧,所有图书3万册均遭焚毁;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的图书4万册被焚;中国公学的图书被焚无余。

1933年春因日军进攻长城沿线,北平故宫博物院被迫分5次将19194箱文物迁到南京。

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抢运走16681箱,未及运出的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朝天宫)地下保存库与国立美术馆中。

日军入城后,即以重兵看管,其中有康熙、乾隆年间西洋各国进献的各种精美工艺品,有《大清实录》、玉牒及清宫内务府档案等都被日方劫走。

1934年,中华图书馆协会鉴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省图书全部沦于敌手的教训和日寇进逼华北的紧迫形势,呈
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各地图书馆做好紧急转移的应变措
施保护珍善本图书。

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4年即将甲、乙善本书库珍贵图书秘密转移至上海公共租界,计有善本书5
千种6万余册,敦煌写经9万卷,历朝碑帖5千种,中西文科技及东方学期刊近4千种,以及西文参考书、历代官书数千册,旧藏内阁大库与各省舆图近8千幅。

上述珍本先是秘存于法租界和英租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眼看英法租界即将不保,20年代自美国大学图书馆专业学成归国的学者,当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便冒着生命危险由重
庆潜至上海,组织力量将甲库善本中特别珍贵的古籍秘密运
往美国,借存于国会图书馆。

这批图书计3千种,3万余册,其中有宋、元版本4百余种,明版1千种,各种手抄本5千种,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原始档案、文件和刊物等等。

这些书刊分装102箱,在日伪严密控制的上海,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分三批运至美国。

当第三批书刊刚刚离开上海港时,日伪军警即赶往租界进行搜捕,但为时已晚,载有这批珍贵图书的轮船驶过战云密布的太平洋,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前三天安抵美国。

抗战胜利后,这批图书又运回到祖国的台湾中央图书馆。

由于日伪在沦陷区大肆搜集珍善本图书劫运东京,为了保护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当时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先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下组织人员潜入上海、香港、广州,以“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名义作掩护,紧急搜购因战火而散落社会的私家藏书。

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购得江浙、广东一批著名的私家藏书,如江苏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

在这些善本书中,有很多是稀世珍本,如金泰和8年(1208年)的《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元刻本宋罗从彦撰《罗豫章集》,朱墨套印本的《金刚经》,明万历刻本《殿粤纂要》和《常熟文献志》,明刻本《环宇通志》等。

除上举外,还有宋版书20余种,六朝及唐人写经40余卷,《永乐大典》15册。

此外,他们还购得不少珍贵的会石拓片与舆图,如1942年购得番禺沈氏藏金石拓片700余
种,1943年购得孟氏旧藏金石拓片1500种。

在深入敌占区冒
死搜购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派员在敌占区抢购了一批宋、元、明时期的罕见刻本。

据不完全统计,仅七七事变后的一年之内,中国有2166所县级以上的图书馆遭到日军的轰炸和炮击,直接损失各类书刊在800万册以上。

1937年,日寇大举侵华,被占领区人民为生计所迫,急于变卖包括珍贵档案图书文献在内的家产。

而不法书商唯利是图大肆向外国人兜售,造成大量珍贵善本古籍图书外流。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说:“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月以千计……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

”
这一现实使著名藏书家郑振铎异常苦闷和愤慨。

为了避免“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求深造”的事件发生,他发出“救救孩子们吧”悲壮的呐喊。

由于形势恶化,当大批文化名人撤至内地以避战乱之际,郑振铎毅然留在孤岛上8年,坚持对敌斗争。

在这漫长的岁月险象环生,时时都有生命危险。

当他拒绝日伪收买后被列入黑名单,甚至与四处搜捕他的、掌握当时上海进步文化人生死命运的日本特务机关头目在书店擦肩而过,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说:“我不能走。

”为了抢救大批珍贵民族文献,正像他在《求书目录》中说:“虽然曾经若干波折,若干的苦痛,……但我尽了
这一份力。

”面对购买下来临时堆放在自己屋里数千册古籍,
郑振铎为了防止被日伪特务发现,还要经常寻觅安全场所,秘
密搬来搬去,“其间艰苦困厄之情,焦虑萦心之态,殆非尽人所
能告语”。

4年间巧妙地借助有限拨款共抢救国宝级古籍80
余种,珍本善本约3800种,明刊本抄校本,总计30000余册(相
当于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总和)。

1937年8月15日,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图书馆被炸起火,馆藏书刊3万多册和数以千计的生物标本被战火吞没。

国学图书馆的“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存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后被日军劫往日本;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女子学院等高校的图书馆也遭到严重破坏。

同年10月12日,江阴南菁中学图书馆遭敌机轰炸,馆藏
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的大量宋版等珍贵图书1万多卷全部被焚毁。

无数的珍贵档案图书直接毁于日军飞机轰炸和地面
进攻的战火之中。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在侵占平、津的战斗中,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近代史料室馆藏在战火中全部焚毁,
南开大学图书馆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

“八一三”日寇大举
进攻上海后,上海东方图书馆、上海暨南大学图书馆以及浙江、南京、长沙、广西、汕头等省立和市立图书馆的馆舍与藏书,或全部毁于战火或遭受严重损失。

据国民政府《第二次教育年鉴》等资料记载,上述作为非军事目标的图书馆并非全是战
火中的客观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战第一年,上海、江苏、河南、浙江毁于日军战火的图书馆即达1242所。

日军在攻占南京前后,首先对南京的图书、文化、出版机构与设施进行疯狂的破坏。

其中被日军完全毁掉的图书馆有43家。

如供南京普通市民阅读的南京市立图书馆被日机炸成一片废墟;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在1937年8月15日日机第一次对南京轰炸时,就被击中起火,馆藏书刊3万多册与数以千计的生物标本被炸毁焚尽;国学图书馆为避日机
轰炸,该馆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存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后被日军劫往日本;而该馆收藏的清代江南各公署档案4686宗及尚未整理者60余大篓、装订成册的清末至民国年间各种1894大册又19束,竟被日军作废纸出售或焚毁;该馆收藏的大量地方志及丛书共约3万余册,在南京沦陷前用船运往苏北兴化,后也大半被日军炸毁。

南京的出版业也横遭摧残。

商务印书馆在南京太平路的分馆,其房屋、图书、原版外文书、仪器文具等,全部被焚毁。

海内外著名的佛教印刷单位二会陵刻经处与南京佛学院,除部分经版在战前被迁
往四川江津外,留在南京的30万卷佛教经籍图书连同院舍,全部被日军焚毁。

1937年12月初,即在日军攻占南京的前夕,上海日“华中方面军”特务机关就匆忙地组织了一个所谓“(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负责劫掠南京等地的图
书文献。

该机构由日军特务机关主持,由日方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三个单位抽调“专家”29人组成。

从1937年12月11日开始,先在上海对劫掠的中国图书进行实地检查。

1938年1月22日,日军当局命令该委员会“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

在这些被日方劫掠的数量巨大的图书典籍中,还有许多世所罕有,价值连城的善本秘籍。

如宋版书4000余种、《清朝历代争帝实录》写本(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第11代德宗光绪的宫廷日记)3000多册、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10套等。

中央图书馆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筹建于1933年,1937年有藏书15万册,西迁时仅带走1万多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位于清凉山麓,有藏书24万余册,藏“八千卷楼”与“月槎木樨香馆”的大量古书珍本以及明清江南官署档案等;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在战争发生时,择重要图书封存263箱,但仅迁走130箱;此外还有南京市立图书馆、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各部、委、各机关的图书馆、各科研文化机构的图书馆等。

这些图书馆文物除部分在南京沦陷前仓促迁移外,大多数都落入了日军手中。

早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日本就成立了“中支占领地区档案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专门负责劫掠中国的珍贵档案图书文献。

1938年1月22日,该委员会抵达南京,开始对南京
有可能收藏重要档案图书文献的地方进行疯狂扫荡,包括国
民政府文馆处、外交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紫金山天文台等70多处。

当时,共动用卡车310辆次,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将掠夺的88万多册图书劫运日本。

被劫运的图书包括种类齐全的中国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公报、当时最新的对中国经济产业的调查和事业计划,还有3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某版等珍贵书籍400多种。

比当年日本最大的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的藏书还多5万册。

这一事件是发生在南京的“文化大屠杀”。

1938年3月,日本从国内派来包括档案馆、图书馆学和版本目录学专家3人在内的一个庞大的“科学考察团”。

仅在南京一地就检查了文化单位72处,动用特工人员多达7000人,劳工800人,卡车810辆,“收缴”88万册书刊。

在整个“考察”期间劫往日本的书刊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的藏书还多。

而当时日本的都、道、府、县级图书馆中最大的大阪府立图书馆藏书总量才25万册。

在这些被日方劫掠的数量巨大的图书典籍中,还有许多世所罕有、价值连城的善本秘籍。

如宋版书4000余种、《清朝历代皇帝实录》写本(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第11代德宗的宫廷日记)3000多册、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10余套等。

1938年4月1日,日伪武装人员约50人开车到江苏省立
图书馆,宣称:书为逆产,今东亚和平,文化大日,书刊应集中一处。

随后强行抢劫了该馆藏于龙蟠里的一批宋元明善本2000多种,3万多册。

这些书先被劫到笠桥镇地质陈列所,后来大半被运往日本东京,该馆所藏清宋江南各公署档案6488宗及未整理的60大箱亦被日军运走。

该馆寄存于苏北兴化的明刻丛书地方6志4883万多册、馆印馆藏稿本5万多件,1927-1937年的各种日报1894大册等也被日军遣走。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年19卷4―6合期,第14页。

)
1938年4月10日,湖南大学图书馆所藏包括岳麓书院之宋元版本在内的书刊4.8万余册被日机轰炸而一并焚毁,其中有珍善本图书2.1万余册。

遭受到同样命运的还有:1938年5月22日,厦门集美学校图书馆的书刊3万余册;7月1日,汕头市立图书馆馆藏4万多册书刊;7月,开封河南省立图书馆的书刊1.5万册、挂图5000张、档案300卷;8月,广西大学梧州校区图书馆的4万多册书刊;位于安庆的安徽省立图书馆馆藏善本书3万多册及全部图书;同年10月19日,湖南省立图书馆定王台馆舍馆藏的5万多册书刊和30多种版片:1939年10月甘肃省立图书馆的图书8000余册、期刊2.2万余册、日报6.7万份、珍贵的宋版《五经》、《四书》及明刻《甘肃通志》85块版片;1940年8月22日,西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图书馆图书1万余册,重庆大学图书馆书刊3万多册及重庆各类学校图书馆的书刊15万多册;1941年7月,同样西迁至重庆
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分馆珍贵书刊58箱;1941年8月14日西南联大图书馆图书几百册及全部期刊;此外,还有1944年,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书刊20多万册。

1937年10月,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在西迁四川万县途中遭日机轰炸损失图书100多箱、珍善本书1万多册。

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同年底,复旦大学图书馆的34箱书;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最为珍贵的一套中国近现代史档案稿本计1万多册;1938年12月,河南大学图书馆的图书60多箱;1938年11月,武汉大学图书馆的300多箱图书;1944年,广东省立图书馆的书刊15639册、报纸63种,档案3箱。

北平市立图书馆于1938年8月被日军占领,日军的一个中队驻扎馆区,自沦陷后该馆四易馆长,馆藏7万册图书被清查过3次,并将有反日内容的书刊焚烧两次,2万余种图书和几百种期刊被盗卖。

广州沦陷后,中山图书馆被日军占为“日本海军司令部”。

1945年初,日军将一部分馆藏书刊(1500种3.2万册)在广州和香港拍卖。

日军在沧陷区对图书馆摧残,最野蛮的手段是“焚书”。

他们将藏书刊中凡宣传爱国精神,反对日本侵略的书刊,统统剔除,付之一炬,而易以鼓吹“中日亲善”,宣传奴化思想的书刊。

据统计,从1932年3月至7月,日伪从东三省图书馆馆藏中,剔出了有关中国历史、地理、语文、政治的“违禁”,书籍650万册以上,全部予以焚毁。

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
文化发达的城市沦陷后,日军甚至将1937年以前出版的社会
科学书籍都列入“违禁”的范围之内,仅在华北地区被焚烧了65万册各类“违禁”书刊。

1938年10月,省立浙江图书馆杭州总部及孤山分馆的珍贵图书,如石印本《图书集成》、《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等数十万册,以及浙江省全套地方志近2万册和珍贵版片2000
多张、淳化石刻163块等,在杭州沦陷后均被日军劫掠。

抗战期间被劫往日本的珍贵图书资料,主要入藏于日本
帝国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庆兴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比谷图书馆以及东洋文库、东洋文化学院、大格图书馆学系等。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根据《抗战损失调查委
员会组织规程》和《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的规定,国民政府开始向日本包括掠夺图书文物在内的各项战争责
任实行追究。

调查委员会首先查清了中央图书馆存放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110箱甲等善本古籍案。

先是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藏书中发现了《永乐大典》抄本,上面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购书章,接着在这里的其它中国古籍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印章和中国私人藏书家南浔嘉业堂的藏书印章。

这便证明了中央图书馆在沪购买的这批甲级珍善本古籍确实已被
劫到东京,并已入藏日本帝国图书馆。

在盟军的配合下,调查
人员终于在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底层起获了2.5万册中国古籍。

另外还在日本爱知县乡下一村长家的地窖内起出约1万册。

原来,在日本宣布投降时,日本文化部门专门排出目录版本专家从这批劫夺来的图书中挑出最珍贵的送往乡下藏匿。

查清了真相后,国民政府驻日机构便令日方编造劫书目录,将这批珍善本古籍共3286种34970册交还中国。

据统计,日本投降后清退劫夺的中国书刊共158873册,而这仅占被劫夺1500万册的很小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