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个名人的事迹

30个名人的事迹

启功那半个芦柑

青年作家陆昕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去启功先生家闲谈，先生拿出芦柑招待，我们边吃边谈，我吃完了一个，先生刚吃了半个，忽有人来了，且来访者级别甚高，有众多随员。我见桌上食物凌乱不堪，便匆匆收拾了一下，顺手将芦柑皮和先生吃剩的半个一齐丢进沙发旁的纸篓里。客人走后，先生坐下来，眼睛到处瞧。我问：‘您找什么呢?’先生说：‘我记得我那个芦柑没吃完，怎么就没了?’我大窘忙说：‘让我给扔了。’先生一愣：‘别扔，那个还可以吃。’随即起身到厨房去，我也赶忙追过去，先生正在厨房的簸箕里寻找。先生见我来了，问：‘怎么这儿没有?’我说：‘我扔在客厅的纸篓里了。’先生又转身回到客厅，一边弯腰从纸篓里找出那半个芦柑，一边说：‘用水冲冲还可以吃。’我连忙去夺，说：‘我来吃，我扔的我吃。’先生却拿得紧紧的，道：‘不，不，你们年轻人哪能这样，我来我来。’随即先生走到厕所用凉水冲了冲，吃了。我生平脸上发烧的事并不算多，这可算得上是一回。”

启功数十年节衣缩食

启功很讲礼节，他每逢出门或给学生讲课，总是穿得西装革履，整整齐齐。一回到家里便宽衣解带，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在家中衣饰就很不讲究了。冬天的棉袄，袖口处半尺长的大口子，他照穿不误。秋天的毛衣，袖口上有许许多多的大小洞，他照样穿得心满意足。下身喜穿肥肥大大的绒裤或秋裤，足蹬旧得也有年头的千层底布鞋。数十年节衣缩食，所有“俸禄”，全用在买书和周济别人上，家中至今除了堆得满满的书籍，别无他物。

启功平静面对

他这个“右派”被彻底平反了!接着，书法家、画家、诗人、文物鉴定家、教育家等各种头衔来了!崇拜者来了!荣誉、地位、财富都来了！这一切，启功依然平静面对。苦尽甘来他轻声吟唱：“荣枯弹指何关竟。”无论逆顺伴随，好丑面前，他都能心平气和，不生烦恼。启功那首广为流传、看似戏言的《自撰墓志铭》中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这首写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三言诗，诗不诗，词不词，是一顺口溜，风格谑调，但这正是他参透几十年苦辣酸甜的感受。

老舍先生光如日月

季羡林说，到东安市场北门对门的一家著名的理发馆里去理发，猛然瞥见老舍先生也在那里，正躺在椅子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团肥皂泡沫，正让理发师刮脸。这不是谈话的好时机，只寒暄了几句，就什么也不说了。等坐在椅子上时，从镜子里看到他跟我打招呼，告别，看到他的身影走出门去。我理完发要付钱时，理发师说：老舍先生已经替你付过了。这样芝

麻绿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见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难道也不足以见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心情吗？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山斗，用不着我来细加评论，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现在写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见大，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豹窥一斑，鼎尝一脔，不也能反映出老舍先生整个人格的一个缩影吗？两千多年以前，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他行吟泽畔，心里想的恐怕同老舍先生有类似之处吧。他想到：“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又想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难道老舍先生也这样想过吗？这样的问题，有谁能够答复我呢？恐怕到了地球末日也没有人能答复了。

季羡林和胡乔木的真情

交往是君子之交，道义之交，心灵之交，淡若水，深似海。交往重在秉赤诚，持真心，与人平等，不媚上，不傲下，重在思想砥砺、知识互补、情感抚慰、怡情悦性，唯此才能两心相通，心灵得洗涤，感情葆纯真。季羡林和胡乔木是老同学，胡乔木的职务越来越高，但对老同学季羡林的友情却有增无减。“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季羡林一次也没有回访过。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特撰《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季羡林说，在他生前，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他回避的是逢迎，怀念的是真情。

季羡林提出了“三辞”

在《周作人论》一文，曾直言，对极少数人来说，长寿不但不是好事，反而是天大的坏事。享受着夕阳无限好的季羡林，也承受着长寿带来的“屈辱”，至于是不是屈辱全看本人如何理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值得深层考究，反正有外因也有内因。作者爱好广泛与喜欢发言，也难免给屑小以可乘之机。所幸的是，季先生并没有完全丧失纠正能力，《在病中》一文里，季羡林提出了名动江湖的“三辞”，一辞“国学大师”，说听见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二辞“学界泰斗”，“现在偏偏把我‘打’成泰斗。这从哪里讲起呢？”；三辞“国宝”，“在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 在望百之年而能言能写，甚至能自由发表意见，季羡林无疑比巴金要幸福得多，也更具有经营人生的智慧，从而部分避免了某种悲哀。在百口莫辩的尴尬中，一部《病榻杂记》，让季羡林为自己预留下了应对历史追问的辩护词。

史铁生并不抱怨

21岁时候双腿瘫痪。1981年，患严重的肾病。1998年开始做透析。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的著名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深圳中学生杨林在文章的鼓励下，走出了车祸带来的阴影，以《生命的硬度》夺得了一个全国作文大奖。史铁生通常并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他常常纠缠在那些排遣不开的命题，时间长了，成为习惯和乐趣。他的想法都是经过推理论证的，有明晰的线索可寻。可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的好腿好肾，常常哼哼哈哈的，懒得跟从他的思维。他更多被阅读的是《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

《命若琴弦》。那样的故事只有他能写。读时候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钱钟书闭门谢客，淡泊名利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钱钟书先生作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成就举世瞩目。晚年的钱钟书闭门谢客，淡泊名利，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面对大众的颇受欢迎的《东方之子》栏目，许多人拚死往里钻，以一展“风采”为荣，但当节目制作人员试图去采访钱钟书时，却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想邀请他去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合起来大约是8个小时的时间，而给予的报酬是16万美元，但钱钟书丝毫不为所动。还有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著文称：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钱钟书对这个评价不但不表示接受，反而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

黄永玉说，钱先生道德上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四人帮"时代，江青让人请他去参加人民大会堂国宴，他告诉来人说："我不去！"来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了名的……"钱先生仍说："呵！呵！我不去！"来人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这两天身体不舒服……""不！不！"钱先生说，"我身体很好！"）

充满了人格魅力的沈从文

文学是苦难的创造和升华。因为人生充满了苦难，所以我们才需要文学的慰藉；因为生活常常遇到不幸，所以我们才需要文学的抚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此生我只惧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所有伟大的作家在咀嚼苦难的同时，亦战胜了苦难，并从苦难中提炼美好和理想，为人类带来憧憬和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托尔斯泰、鲁迅、雨果、司汤达、……以及沈从文们都是如此。如果说苦难和幸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么“幸”与“不幸”就是沈从文艰难而厚重的一生中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有了如此的“不幸”才造就了一个既特立独行又充满了人格魅力的沈从文。

1966年，"文革"开始，沈从文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罚扫女厕所，他写出的那本大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列为毒草，印不出来了。当我们问起“文革”的事，老人讲“说起来，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

沈从文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卡夫卡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黄永玉说，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味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