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作者：杨扬
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02期
摘要：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

作为一种理论，“第三条道路”具有进步性，但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

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关键词：布莱尔；工党；“第三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8）02-0039-
随着布莱尔率领工党连续在三次大选中获胜，有着“第三条道路”深刻印记的“新工党时代”竟然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

虽然2007年6月布莱尔交出首相权柄并同时辞去工党领袖职位，但十多年前扬起的“尘埃”仍难以完全落定。

这不仅因为尘埃扬起的时间太长，而且因为此后直到2010年仍将是工党执政，略有修正的“第三条道路”仍会有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第三条道路”理论早已远播英伦三岛之外，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党的兴趣和关注，进而影响了且正在影响着许多国家政党的思维和实践。

一、“第三条道路”理论的背景
深入思考可以发现，“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提出源自英国本土特定情形，是在总结英国工党经验和教训后提出的政治主张。

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族”中，英国工党因其与工会密切的传统联系，因其早期所倡导而在战后初期所积极实施的“国有化”主张而处于明显的左翼。

而这又对其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长久的制约。

1918年立党之初所确定并经1929年再度肯定的党章第四条，将实现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的公有制列为工党的奋斗目标，国有化的举措曾经在二战后的初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英国福利社会的性质也就此得到确立。

然而，福利制度并未根本消除社会的贫困现象，国有化也不可能解决公平与效益的矛盾；工党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体系要靠沉重的税收来支撑；工党实行了国有化，但国有化却要以国有企业降低生产效率为代价。

事随境迁，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到了被称为“英国病”的地步，但英国工党内部却始终争论不休，
以至无法以整体有效的方式参与英国政治生活。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执政的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取得了成效，英国经济开始从“病态”中复苏；其政治主张的集合被冠以“撒切尔主义”之名而风靡一时。

工党却仍陷于内斗和分裂而无法振作起来，在1983年大选遭遇了自1918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失败，其得票率仅高于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2.2%，人们甚至谈论起英国传统的两党制走向覆亡的可能性。

惨痛的失败逼迫工党走向改革之路，连续几任的领袖锐意改变工党的理论路线和实践主张，终至布莱尔集其大成而开始了全方位的改革。

担任领袖后，布莱尔立即提出修改党章第四条。

在他看来，无选择地主张实行国有化是愚蠢的，也是不符合现实需求和条件的盲目信条。

在布莱尔的主导下，党章第四条终于被修改，新的规定将社会、社会主义、民主、平等、伙伴关系的价值观放在了首位，倡导既要有雄厚的公共服务又要有繁荣的私有部门，以及应在经济变革中建立伙伴关系。

布莱尔强调，二十一世纪不会是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拼杀的世纪，工党应该结束繁荣和萧条之间的反复循环，调整结构水平，使衰竭的地区重获新生；在工业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长期投资；制定现代运输和能源政策；帮助个体经营户和小企业；利用技术和科学。

同时，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结构状况，布莱尔认为，过分地强调工党的阶级意识形态会失去很多选民，尤其是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

因此，布莱尔努力把工党塑造成一个“全方位党”：“使工党变成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代表所有英国人民的政党”[1]
（P43)，其实质就是要使工党成为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阶级政党。

为此，布莱尔要求工党注意更多地吸收青年、妇女、中间阶层、知识分子入党，拓宽党组织结构，使党员的社会构成朝多元化、中间阶级化、妇女化、年轻化的方向发展，即“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政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政党”[1]（P26)。

与此相应，他重新界定工党和工会的关系准则，相对疏远了与工会的联系，并力求加强和密切与工商界的关系。

同时，他还改革了党内决策程序，以求更多更好地反映党内新成分的经济诉求和政治愿望。

从国际方面讲，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虽然有进步，但始终没有脱离过“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回归市场”的周期性怪圈。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都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来摆脱“滞胀困境”，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恢复，却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更加严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民主党人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其顾问班子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为由，提出了一套超越传统的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两种教条的折衷方案，核心是改革政府效能，减轻政府负担，变救济福利为工作福利，以提高福利制度的效率，引导而不是简单地干预市场。

克林顿政府沿着这一思路不断践行，在其两个任期中取得了重大实效，美国经济竟然打破了原来的运行周期，出现前所未有的118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个事实直接影响了英国工党的智囊人士，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后来做了布莱尔首相的政治顾问)便是其中之一。

他们把克林顿的这套东西上升到理论高度，响亮地提出这是有别于“老左派”（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时代呼唤一种新的激进主义[2]（P60)，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欧美左翼政治复兴以及“第三条道路”兴起的契机。

这可以从两层意义上来理解：首先，全球化的挑战促成了激进主义政党的普遍转变；其次，全球化成为新的激进主义“第三条道路”的一个理论基础[2]（P54)。

“第三条道路”理论所标榜的就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达到发展市场经济和转变国家干预方式双重目的。

“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调整社会的组织功能和社会关系，打破固有的政治壁垒，实现跨越局部、个体利益的组合，保证政府对集体资源的支配和占有；创建新的混合经济，在管制与自由之间而不是在国有和私有的比例上达到平衡；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促进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转变国家的功能，实现社会的扁平化管理，将相当大的自治权转交给地方、社区管理者，并与各种社会管理组织建立有效合作的伙伴关系；国家的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应对全球治理的挑战方面。

二、“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及局限性
按照布莱尔的说法，“第三条道路”的突出特征是摆脱左与右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是一条超越了传统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其政府是重实效的，拒绝任何教条；最重要的是使国家取得发展，而不在乎是左还是右。

在这个意义上讲，布莱尔的“第三道路”理论的精髓可以概括为多元主义与实用主义。

前者可以说是不以某种单一的信念或信条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坚信并主张以博采众长的方式汲取一切有用和有益的东西，以应付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后者实际上强调，政策和策略应当以是否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为考量而决定其取舍。

换句话说，“第三条道路”理论首先以最大限度地开拓政策空间为要务，其次以重建政策目标为根本，从而完成必要的政策转向。

既争取了广大民众的民心，又切合了他们的需求；既奠定了连续执政的基础，又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但在具体操作中，“第三条道路”理论又体现了与传统的契合和联系。

例如，布莱尔正视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所显露的弊端，承认其对实现社会公正的局限性，特别是高税收、高支出的政策安排对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以及由此滋生的官僚主义和社会懒惰等等，因而提出必须对其进行改革。

但在说明方式上，布莱尔强调，个人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从而真正实现基于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正——“有予有取”，即机会、权利共享，风险、义务共担。

他坚信福利国家改革的核心是“变救济为就业”，并把这种福利政策的改革称为“工作福利”计划，其宗旨就是要通过扶贫实现自助，工作重点由在公益事业上花钱转为“人力资本投资”，将“福利国家”改造成“社会投资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条道路”理论在传统的价值中渗透了现代的理念，在时髦的表达中包容了久远的祈盼。

这些理论主张和政策措施，特别是其言辞背后所包容的政治哲学思考，其表达方式所体现的时代共识形式，对于正面临着理论困境的社会民主党人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左派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于那些正享受着经济发展的好处却又担忧全球化冲击的一般大众也具有明显的感召力。

这也是“第三条道路”理论能成为工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也
是工党连续三次赢得英国大选、自1997年起一直执政至今的重要原因，更是这一理论享有广泛的国际关注的重要原因。

当然，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既关涉宏观战略思考，因而具有特定的抽象理论特征，但又针对英国社会的具体情形，因而具有实用的政策主张色彩。

就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而言，前者引起的反响更加突出；但后者因其在英国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所产生的良好实效，却又对前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就此而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实践又是难以区隔的，其在英国的实践结果为其政治理念在更广大的国际范围内得到肯定和赞赏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今天，有世人所公认的许多辉煌的成就，也一再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

在当代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仍然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

高福利导致的高税收不可避免地增加产品的成本，直接影响一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反过来又造成经济乏力，福利制度受到挑战，这是许多欧洲国家长期难以突破的恶性循环。

可以说，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全球化的激烈竞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已经把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推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

顺应历史的发展，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解决发展问题，同样是开明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历史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条道路”理论代表了他们根据本国实际改革自己的政策纲领、求实创新的具体思考甚至行动。

“第三条道路”理论倡导的改良既坚持了政府的干预作用，但不拘泥于权力在形式的“大”与“小”、“有形”与“无形”，而是注重其作用的方向和层次；既坚持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试图以此转变单向享受的社会取向为交纳共享的契约模式；提倡政府不在以国家边界为活动范围，而加入世界范围的综合治理，等等。

这些充满后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无疑是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改善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稳定提供了政策依据。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有一些新颖之处，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

正是这些不足之处限制了创新，使其离走出一条新路还有很大的距离。

具体说，第三条道路存在下面一些不足：第一，在重要价值判断和观点上折衷多于创新，拿来的多于内生的；第二，“第三条道路”提出的理论看起来无所不包、非常全面，但缺少衔接系统和有序性，既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又限制了从该理论中衍生出措施的可行性；第三，在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上，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第四，处理好党内关系，争取党内不断地支持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五，协调好各种社会利益的关键是保证“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生命力的关键[3]。

究其实质，“第三条道路”理论并未摆脱社会民主主义“团结、社会公正、责任和机会”等传统价值观，并不否定现存国家及其政治制度，最终还是主张逐步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化。

它未从根本上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原教旨，而仅仅想通过提高人民在经济中的决策权，激发民众的机遇感和责任感来改善和调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

实际上，西方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所规定的，虽然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却无法实现消灭剥削和贫困，不能导致社会普遍福利和阶级同化。

因此，其功效只会治标于一时，而不可能带来发达国家的“收入革命”；它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机会主义良策，却不是解决制约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根本问题的灵丹妙药。

尽管如此，“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还是富有意义的，对
于西方体系来说，它实际上延续了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出现的拯救资本主义的悲观主义传统，在承认资本主义内在弱点的同时，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案。

虽然它提出的方案还不完善，但是至少代表了西方国家在既有的制度内部进行探索和改革的一种方向。

“第三条道路”理论所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政党在挫折与困境中认真反思，转而务实、开放地对待各种理论，包括过去自己曾反对过、被实践证明具有真理性的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打破教条、兼收并蓄的思维方式不仅对发达国家的改革具有现实意义，对世界上坚持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应该有所启示。

但无论“第三条道路”如何演变，社会改良主义者最终还是“资本主义病床旁边的护士”，而不可能代替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历史角色。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第三条道路”与当代中国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不仅触及一些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问题，而且触及有关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根本性问题。

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应对时代问题的一种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对很多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对于我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经验的，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验是应有的题中之义。

但是借鉴他国的成果要有鉴别，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必须保持“中国特色”，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1.要在经济上正确处理好国家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

“第三条道路”理论认为，应该分清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各自的作用，凡是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国家和政府就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对于具体的经营环节，则应该放手让经营者在市场中去经营，国家不应过多干预。

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及双方对自身角色如何定位的问题。

同时，在处理国家宏观调和市场调节时，需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第三条道路”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并重的主张，可以为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2.要在政治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为我国的民主政治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发展和完善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会出现具体利益上的差别，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层，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摩擦，这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团结。

“第三条道路”强调超越左与右的立场给我们深刻启示：一个政党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以此不断扩大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充分尊重各个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遇到矛盾和问题充分
协调、妥善处理，注重利益整合、形成合力，这样才能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建设有凝聚力的民主政治，实现党领导下的社会融合，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3.要在国际关系上强调国际合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促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哲学，第三条道路政治旨在推进全球一体化[4]。

“第三条道路”理论中体现“新干涉主义”理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防止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同时也要看到，“第三条道路倡导一种国际主义和合作主义的价值观，呼吁加强政府间的相互合作，共同为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5]。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客观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现在民族国家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在全球化中获取收益、防止风险，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本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国际利益的非零和博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在国际社会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而承担自身的重要角色，积极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以达到有效的善治。

“第三条道路”在中国根本缺乏存在的土壤、并不适合于中国。

从理论形态看，“第三条道路”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一个版本。

“第三条道路”在向保守主义靠近，它称自己为“中左”，但事实上它在右转，接受新自由主义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减少和限制国家的权力[6]。

“第三条道路”在涉及传统左右政治领域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折衷、混合，实质上是一种右倾化立场，而涉及传统左右政治分野的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又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在相当多的政策领域，尤其是在经济政策领域，“第三条道路”与老左翼的思想疏远，与新右翼的思想靠近，表现出一种右倾化的发展态势[7]。

“第三条道路”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被公认是“打左灯，走右路”，实质上推行的是“半民主社会主义、半新自由主义”的半极右理论和政策[8]。

“第三条道路”强调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第三条道路”主张实行西方议会制的政治体制，主张“全民党”，提倡多党制，主张党内实行无条件的民主原则，不需要严格的组织纪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坚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第三条道路”主张在维护私有制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并维护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

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正确、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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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