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年马克思为参照系透视_精神现象学_卢卡奇_青年黑格尔_解读

以青年马克思为参照系透视《精神现象学》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解读*
张 亮**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卢卡奇创作《青年黑格尔》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内在要求。

由于他未能恰当处理自己关于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在哲学思想发展方式上具有类似性这个重要的理论直觉,不自觉地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某些评论,当作观察、评判《精神现象学》的形成与本质的参照系,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混淆与偏差。

但是,不管是对黑格尔研究、卢卡奇研究还是一般思想史研究来说,《青年黑格尔》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青年马克思
Abstract:Itw as an intri n sic need in the develop m ent o f thought for Lukacs to w rite The Young
H egel.In fac,t Lukacs ga i n ed a very i m portant theoretic insti n ct that there was an analogue bet w een
t h e ph il o soph ica l deve l o pm entw ays of young H egel and young M ar x,but he couldn t'exerc i s e co rrect ly t h e i n stinc,t further m ore took i m pr operly young M ar x ian developm ent of t h ought and so m e co m m en taries abstracted fro m M ar x s'1844M anuscri p ts as a reference by wh ich the for m ation and essence of Pheno m enology o f Sp irit w ere eva l u ated,so dre w so m e confusional or illibera l conclusions.But t h en it is acknow ledged that there is o wn particu lar i m portance in The Young H egel for studies ofH e ge,l Lukacs o r h i s tory of idea.
K ey w ords:Lukacs;The Young H egel;H ege;l Pheno m enology of Sp irit;Young M ar x
中图分类号:B516 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7)03-0032-06
如果说狄尔泰1905年的《青年黑格尔史》拉开了20世纪《精神现象学》研究的序幕,那么,1931年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则无疑推动了它第一波高潮的来临:在此前后,海德格尔、科耶夫、卢卡奇、伊波利特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德法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展开相关研究计划,立足诺尔、拉松、荷夫迈斯特等人整理出版的黑格尔早期手稿及其相关文献,重新解读《精神现象学》,
* **本文系南京大学笹川良一文教基金会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亮,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副教授。

形成了一批重要文献。

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以下简称《青年黑格尔》)就是这批文献中的一种:虽然该书直到1948年才公开出版,不过早在1938年秋末就已经写作完成了,[1](P.v.i)而它的初稿完成时间则更早一些,因为它的前身是卢卡奇1936年提交给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进行答辩并获得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

[2](P68)然而,该书在同时代西方世界的遭遇却颇为尴尬。

哲学家对它毁多誉少。

专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对它的反应也十分冷淡:卢卡奇研究者通常认为它是一本哲学史著作,不具有海德格尔或科耶夫类似著述那样的哲学内涵,更应当是黑格尔研究者感兴趣的对象,所以,除非是传记性研究,否则不会涉及;但另一方面,专治《精神现象学》的学者在对它的工作表示礼节性的敬意的同时,总是避免进行正面评论,惟其如此,是因为人们暗自认为它不像伊波利特的《〈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1946年)那样,是一部信史!。

那么,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应当如何定位或理解它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地位呢?这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卢卡奇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根据卢卡奇晚年的自传性记述,我们知道,早在1930年在苏联第一次看到刚刚被辨认出来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他就产生了一种重新研究黑格尔的冲动,并在1933年流亡苏联后正式付诸实施,创作了《青年黑格尔》一书。

[3](PP.33-34)可是,从《心灵与形式》(1911年)、《小说理论》(1916年)到《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卢卡奇一向以美学家和哲学家的形象活跃在德语理论界,他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改弦更张决定写一本专论《精神现象学》的哲学史论著呢?套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的哲学思想发展、政治立场发展以及那个时代学术发展的继续!,或者说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1933年卑躬屈膝的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发言中,卢卡奇自述:在《小说理论》中,即在自己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黑格尔尤其是《精神现象学》对他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

[4](P212)如果仅就《小说理论》来看,这一自述无疑是令人困惑的。

因为从方法到术语,《小说理论》让人联想到的都是狄尔泰和韦伯,正因为如此,一个同时代人才会称赞它是精神科学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物!。

[5](P.Ⅳ)可如果我们把《小说理论》放置到从《心灵与形式》到《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个思想发展区间进行审视,就会看到,就在卢卡奇达到精神科学运动顶点的同时,他的思想的确已经开始暗中从康德向黑格尔的过渡了。

首先,《小说理论》暗含一条美学范畴的历史化维度,在方法论上已经开始突破新康德主义的界限。

《小说理论》最突出的一项理论成果就在于它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小说,从而使作为文学形式的小说第一次具有了自我区分的可理解性。

不过,小说类型学方法并不是卢卡奇的原创,而是他对狄尔泰的哲学类型学、韦伯的宗教类型学的创造性运用。

因此,与后两者一样,小说类型学方法的实质是依据先验的小说理念的逻辑演绎而对历史中的小说的类型学划分。

但与狄尔泰、韦伯不同的是,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卢卡奇已经开始把那些先验的美学范畴同时理解为真实本质在自身辩证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不同表现。

虽然这种美学范畴的历史化距离小说的真实历史还相当遥远,但它的确已经突破了新康德主义的实证主义窠臼,向黑格尔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其次,《小说理论》的伦理批判是费希特式的,但它的本体论基础却是克尔凯郭尔化的黑格尔历史辩证法。

《小说理论》承袭费希特的观念把现代资本主义定义为绝对罪恶的时代!,希望通过应有对实有的伦理批判实现对实有的超越、推动应有的实现。

不过,与费希特不同的是,这种伦理批判的有效性基础并不在于伦理自身,而在于历史本体即总体性的辩证发展。

由于卢卡奇在《心灵与形式》时期曾受到克尔凯郭尔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所以,《小说理论》中的总体性学说具有鲜
明的克尔凯郭尔特征,不过,它与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继承关系却是清晰可见的,正因为如此,卢卡奇晚年称这是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克尔凯郭尔化!。

[5](P Ⅹ)最后,作为历史辩证法得以实现的决定力量,《小说理论》中的小说家在本质上是历史本体的人格化,是作为主体的实体,其原型不是别的,正是《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而不同类型的小说家对应的则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自我意识!。

但无论如何,黑格尔以及《精神现象学》在《小说理论》中留下的思想印记都在若隐若显之间,如果没有后来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它们甚至有可能不会被人察觉到。

《小说理论》之后,卢卡奇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出现的思想危机加速发作并导致了深刻而全面的思想变革:第一,他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立场日益激进化,使之最终转向共产主义,并坚信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行的乌托邦替代选择、历史发展的总体性归宿;第二,政治立场的转变使他越来越注重历史本体论的建构,在从美学转向伦理学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地转向黑格尔;[6]第三,当他以黑格尔哲学为棱镜再次钻研马克思思想时,形成了一种让他兴奋不已的历史哲学信念,即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历史真理,但它的真理性并没有被现实的历史主体 过去是小说读者现在是工人阶级 意识到并接受,革命的关键就在于由已经掌握的历史真理的人 过去是小说家现在是革命家 教导现实的历史主体去发现、进而去实践这一真理;结果第四,他最终发现,就像110年前的黑格尔一样,他需要创作一本革命的《精神现象学》,以引导工人阶级进入革命的《逻辑学》的真理星空!卢卡奇的革命的《精神现象学》就是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对此,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2年序言最后一段关于《精神现象学》的评论中做了非常清楚的指示:他的目的就要去证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总体性真理发展的一个虚假的真理性环节,一旦无产阶级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在理论上辩证地驳斥它,进而在实践上扬弃它。

[3](PP.45-46)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学者施米特说的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历史哲学基础是《精神现象学》。

[7]
《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后不久,卢卡奇就主要因为政治上的修正主义,附带因为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综合)而在共产国际内部遭到严厉批判。

尽管卢卡奇当时没有像柯尔施一样对这种不公正的批判进行抗辩,但这决不意味他接受这种批判了。

事实上,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主要是出于政治信仰和对列宁权威的尊重而选择了服从组织决定和自我批评,可在心底里,他对这种批判并不以为然,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1928年,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匈牙利共产党二大起草了犯有更严重的取消主义错误的勃鲁姆提纲。

虽然他这次的认罪态度!同样很好,但因为是屡犯!,所以被处以终生禁赛! 不准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 这个更严厉的处罚。

这使得他不得不再次去做一个学者。

1930-1931年居留苏联期间,他应梁赞诺夫之邀到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帮助辨识马克思的手稿。

因为知道他的政治遭遇和学术旨趣,梁赞诺夫特地让他阅读了当时尚未公开出版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列宁其他一些刚刚整理出版的哲学文稿。

这些原本不为世人所知的哲学文献使他极为兴奋地看到:第一,自己对辩证法的理解与青年马克思总体一致,在物化/异化这种哲学原理上更是与青年马克思不谋而合;第二,青年马克思通过扬弃《精神现象学》实现了自己新的哲学建构,而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正是试图在《精神现象学》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第三,作为第三国际的政治领袖和思想灵魂,列宁同样是黑格尔的继承人。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尽管存在一些错误,但自己的哲学立场在大方向上与青年马克思和列宁是完全一致的!既然如此,自己基于这种哲学立场设计的政
治路线即便不是正确的,起码也是不应当受到批判的!反过来说,如果能够证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亲缘性,那么,自己的理论立场及政治路线的合法性不也就得到论证和捍卫了吗?重新研究黑格尔的念头很自然地出现在此时卢卡奇的脑海中了。

正因为如此,当人们问说《青年黑格尔》是勃鲁姆提纲的继续,是否有点言过其实!时,晚年卢卡奇给出了一个虽然迂回但却不失明确的肯定性答复:就我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另一件事情的继续。

我想,我的发展中没有任何非有机的成分。

1931年,卢卡奇被共产国际派到柏林从事文化工作。

就在这个期间,他于第一时间看到了荷夫迈斯特编辑出版的两大卷《耶拿实在哲学》(1931、1932年)。

《耶拿实在哲学》记录了黑格尔探索自己哲学体系的艰难过程,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可以比较清楚看出黑格尔经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结果。

卢卡奇敏锐地察觉到了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在哲学思想发展方式上的类似性,也由此形成了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想法,即通过历史地研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形成与本质,揭示马克思与德国进步的思想传统的关系及其思想的形成与本质。

[1](PP.x ii-x iii)很显然,他这么做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纯粹的学术认知,而在于反击共产国际当年对他的批判,论证他自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合法性。

自1948年初版以来,西方世界对《青年黑格尔》的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各种批评归结为一条就是卢卡奇无视某些重大哲学史事实的存在,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得出了不能令人信服的教条主义结论。

[8]那么,卢卡奇为什么会形成这些显失偏颇的结论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核心的一条是他的政治意图太过炽烈,以至不能恰当地处理自己关于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在哲学思想发展方式上具有类似性这个令人拍案的理论直觉,不自觉地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某些评论,当作观察、评判《精神现象学》的形成与本质的参照系,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混淆与偏差。

具体地说,第一,他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个性化的哲学点评当作客观的哲学史定论接受下来,并以此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众所周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片段中,马克思曾基于自己当时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感悟,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精神现象学》给出了两点极为深刻的哲学点评:《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它的伟大之处在于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9](P159,163)在根本不知道《耶拿实在哲学》的存在的情况下,马克思能够得出这两个结论堪称天才和深刻,但这决不意味它们具有哲学史意义上的客观真理性。

近几十年来的《精神现象学》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卢卡奇则不然,他事实上把马克思的这两个结论当作了自己的哲学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核心意图就是去论证作为《精神现象学》的中心哲学概念的劳动(外化)学说,是如何在其青年时代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一步步形成的。

第二,他把1844年以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一般机制完全套用到青年黑格尔身上,将政治经济学研究设定为推动青年黑格尔哲学思想发展的一般动力。

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卢卡奇实际上基于自己长期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学术积累,率先得出了一个他本人后来始终没有充分论证过的哲学史洞见:唯物史观的形成乃至后期成熟都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实现的。

后世学者的研究充分证明了他这个完全不同于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
正统的异端洞见的真理性。

[10] 很显然,他认为这个机制完全适用于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发展,所以,在《青年黑格尔》,他突出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青年黑格尔的重要性,尽管实际上经济学研究只是青年黑格尔当时广泛涉猎过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且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重要性上都不像他描述的那样突出。

第三,他透过青年马克思(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相关论著审视黑格尔早期的神学著作,把黑格尔的伯尔尼时期看作是一个反神学的革命思想发展阶段。

自1907年诺尔把黑格尔伯尔尼时期的手稿以《黑格尔的早期神学著作》为名出版后,西方学界大抵接受了狄尔泰的观点,认为伯尔尼时期是黑格尔思想发展的神学阶段。

卢卡奇坚决反对自己以前的思想导师的这一观点。

因为在阅读了青年马克思以及斯特劳斯、费尔巴哈、赫斯等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论述后,他发现完全可以对黑格尔的这些神学著作进行启蒙运动式的解读,进而得出完全革命化的结论。

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的确看到了狄尔泰等人所未曾看到的一面,但无疑同时遮蔽了后者已经揭示出来的另一面。

总之,当卢卡奇出于自身理论/政治辩护需要,把青年马克思作为自己观看、研究青年黑格尔的棱镜时,他就在青年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他自己的青年时代(《历史与阶级意识》)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互文迷宫,这在让他获得一种独特视角的同时陷入一种巨大的解释学困境,以至他时常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说谁或者要说谁,结果导致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偏颇乃至扭曲。

不过,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偏颇乃至扭曲的存在,就将《青年黑格尔》一棍子打死,认为它根本不值得重视,[11](P176)同样是一种偏见。

事实上,不管是对黑格尔研究、卢卡奇研究还是一般思想史研究来说,《青年黑格尔》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

首先,《青年黑格尔》因为提出了一个黑格尔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即黑格尔哲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或者他的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有力地扩展了黑格尔研究的问题域。

《青年黑格尔》之所以会遭到同时代大多数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非议,一个方法论上的原因就在于后者习惯在哲学中去思考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把黑格尔的经济学研究作为偶然的东西放置到自己的哲学史研究视野之外。

《青年黑格尔》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对这种传统观点进行了反击,使人们意识到,如果超越纯粹哲学的传统边界去思考青年黑格尔著作中始终存在着的经济学线索的意义和作用,那么,这个问题的确是无法回避的。

正因为如此,在卢卡奇这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开始逐渐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人们总是要在与《青年黑格尔》的批判性对话中确定自己的方向、阐发自己的观点。

其次,《青年黑格尔》集中体现了卢卡奇当时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为理解卢卡奇同时期的其他哲学史、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方法论说明。

在居留苏联时期,卢卡奇创作了大量有关19世纪德国哲学和文学的思想史论著,除了《青年黑格尔》之外,还有《理性的毁灭》、《论现实主义的历史》、《19世纪的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

西方学者往往从结论出发审视这些创作于斯大林时代的著作,批评它们过于简单武断和意识形态化,断定它们是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妥协甚至合谋的产物。

[11](PP 165-172);[12](PP 151-176);[13](PP 283-294);[14]为了能够不被清洗,卢卡奇的确与斯大林主义发生过被迫的和解!,但如果因此认为他的这些论著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显然同样武断。

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些论著是卢卡奇运用自己新开创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研究19世纪思想的产物。

在《青年黑格尔》中,他不仅专门对自己的方法做过十分详尽的阐发,而且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同时期最高水
平的运用。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方法论旨趣,就不可能超越观点层面的纷争,对那些更被诟病的论著如《理性的毁灭》形成真正理性的理解与批评。

最后,尽管在具体运用上还比较教条,但《青年黑格尔》却为一般思想史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具有一定可推广性的研究方法。

卢卡奇明确指出,《青年黑格尔》研究方法是完全以马克思的方法和观点为指导原则的。

[1](P.xxx)他所说的马克思的方法和观点指的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初正式公开出版并逐步为人所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这里,马克思针对唯心主义的观念理论,指出观念本身没有历史,应当回到现实生活、实践活动中去找寻观念的形成及其变迁。

[15](PP.71-74)以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为基础,卢卡奇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要求把思想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具体的、总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在思想与现实、思想(哲学)与思想(非哲学)的交互作用中,研究它的形成及其本质。

这种方法是对传统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次突破,是唯物史观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次成功应用。

不过,卢卡奇当时对这一方法的运用显然还比较教条:第一,他过分强调思想的社会经济根基,以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定了思想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逻辑延续性,结果走到了要将思想史还原为社会史、经济史的危险边缘;第二,他过分强调思想形成的外部环境,没有充分意识到思想生产的内部复杂机制,从而在事实上低估了伟大哲学家们的思想创造力;第三,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方法本身也存在自身的限定性,即主要适用于像马克思、列宁这种与时代的社会历史保持紧密联系的思想家,而试图把它推广到对所有思想家、所有类型思想的研究中去,结果导致原本可以避免的偏颇和扭曲。

也就是说,尽管初次运用的结果并不理想,但只要正确处理思想生产与社会经济生产、外部环境与思想家的个人创造的辩证关系,并认清自己的边界,卢卡奇开创的这个方法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推广的。

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兴起并逐渐深入人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在不同思想领域中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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