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弟子规》中孝的社会学意义(1)

《弟子规》中孝的社会学意义及其他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弟子规》教育时隔近一个世纪，终于又在一些地方被提上日程。

国内外已有许多幼儿园、小学将《弟子规》列入课表，颇受好评。

改革特区深圳建立了弟子规公益网，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为大众提供学校、企业、社会、个人等学习弟子规相关信息。

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更是建立了“庐江传统文化教育中心”，确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宗旨，将落实《弟子规》做为培育人的根基，聘请台湾蔡礼旭老师等学者举办专门讲座，每期全国报名人数多达千人，在儿童（包括成人）人格培养、家庭和谐、社会风气净化方面，效果初显。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后经同朝贾存仁修订改编易名为《弟子规》。

全文以《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总纲，具体列述了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并以浅近通俗的三字韵形式阐述了做人的基本、学习的关键以及待人接物的礼貌常识等，虽短短千把字，却蕴涵了启蒙养正、敦伦尽份、防邪存诚从而养成忠厚家风的许多道理。

清代至民国年间辗转翻印，流传甚广，成为通用的儿童启蒙读物。

现代认知心理学把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称为迁移，有利的影响叫正迁移，不利的影响叫负迁移。

细心解读《弟子规》，其正文以“入则孝”开篇作为基本点决不是偶然的。

古人崇尚“百善孝为先”，认为人对人（含对事）的真诚心、恭敬心（子曰仁者爱人）的培育，就是要通过孝养父母而首先从身边、从自己做起，尤其是要“从娃娃抓起”。

《弟子规》教化上鲜明的实践性，克服了空洞说教的弱点，通过一系列具体明确可操作的动作和直白的道理，集方案要领标准及教理于一体。

比如既有“令行”：“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也有“禁止”：“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既有示诚的理教：“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也提供了坚持原则的方法：“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不只要求会念会背，关键是要做到，且教者要率先垂范，在教学相长中植入理念，这正是它的高明所在。

为什么教育以“实践的”孝道切入最为恰当呢？首先，孝道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孝”字作为一个会意字，上半个是“老”，下半个是“子”，老养子，子奉老，生生不息。

每个人既是孝道的践行者，又是孝道的受益者，联系密切。

其次，践行孝道，能有效提升个人全面素养，催发家庭成员工作学习创造的潜能，促进家庭及社会的稳定和谐。

最后，也是重要的就是当人们深刻认识到孝道的内涵和外延、身体力行孝道大义的时候，会自觉不自觉把对父母、老人、家庭的爱，迁移到爱社会、爱民族、爱祖国上。

当孝道衍生出的善良、真诚、公正、平等诸文化因子潜移默化植根于民众内心时，大家就会辩明是非、善恶、美丑，懂得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就会自觉回报社会，报效国家。

因此，《弟子规》特别着重推崇孝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利用正迁移的原理，把人们在家庭生活中修孝道而树立的正念正觉、良好品德，推而广之到社会其他活动中。

实际上，“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以及行有余力而学文”就是“入则孝”在其他方面自然的正迁移。

这种注重德教领先，慎于初、涉于泛的教育思维，既是古别于今的特点，也是前者的优点。

社会学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具体的个人存在和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

组成社会的一个个家庭的普遍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的发展形成相应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弟子规》的作者虽未必知道什么社会学，但大道相通，他们以真诚心所会集、阐释的圣贤诸论实与真理暗合！
本着《弟子规》所倡导的精神观照我国当前家庭生活中孝道的现状，毋庸讳言，是存在隐忧的。

一是善念消亡，矛盾凸现。

如年轻人成家即分家，已成时尚。

如果冒出一例三
代四代和睦同堂者，倒成了咄咄怪事。

当然，分家“潮流”之兴也有许多貌似合理的借口，如生活节奏、代沟、实际效果乃至老人意愿（多是被迫）等等，背后掩藏的则往往是只顾自己、逃避责任的惰心。

双老勉强自理的，已足堪忧；而于丧偶父母，景况则更凄凉。

媒体有关瞻养案例屡见报道，早已引不起多大震动。

前不久，某省电视台曾邀不愿瞻养独身老母亲的六位同胞兄弟姐妹，坐客栏目，各位竟能始终面无表情地表示“情况复杂，不愿与母同住”，令人寒栗。

二是富养子女，功利心强。

特别是五Ｏ、六Ｏ后，大概由于曾经艰苦的经历孽生出了畸爱习惯或盲目寄托，临汾俗语“心柱(音chu)朝下长”，只会往下亲（含隔代亲），长辈以尽力满足晚辈要求为乐，一方面望子女成龙成凤，不问过程，只盯目的，一方面随顺其烦恼和任性，结果诞生了一批批“小太阳”、“小皇帝”乃至“啃老族”。

三是责任心淡化，人性扭曲。

客观地评价现今孝道状况，可以说青少年不如中年，中年不如老年（老年不如上一辈）。

尤其是八Ｏ和九Ｏ后，普遍地仿佛天生不知责任为何物，极端自我，遇事总怨他人，自己一贯正确，对父母常是一副“讨债者”面孔，也许只有伸手要钱时才会笑，古人说的“一斗米养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竟一语成谶，局面每况愈下。

这些年轻人走向工作岗位，普遍表现为上进心不强，得过且过，不能吃苦，连上一辈曾被抨击过的“家懒外勤”的层次也达不到，倒可以说
“表里如一”。

虽然也有“背着父（母）上学”等少数亮点，但在大潮中更显得格外珍贵可怜。

当悲剧的受害者感到委屈冤枉甚至痛苦时，殊不知他们本身还在每日每时地制造着悲剧。

这也正是当前践行《弟子规》精神，呼唤人性回归的迫切性之所在。

从此出发，不由人不对当前的状况做某种反思，即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为什么会愈演愈烈？一位领导者在八十年代曾感叹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句话的套子可以借用。

不过，我想说的教育特指孝道或曰人性和道德教育，失误也不止十年。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运动决定一切，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成了口号（甚至对什么是精华都不甚了了，更不用说颠倒是非）。

以孔孟之学为代表的、千百年来由中华民族践行并发扬的良好传统，消失殆尽，“孝”被打上所谓“封建”的印记，列入禁区。

本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却由于导向荒唐，始终未能注意人性的保持和道德的提升，致使“习相远”乃至劣根狂长。

这种失误，祸及到几代人，且渐渐积重难返。

近三十年来，虽然在观念上突破了极“左”思想的僵化束缚，但由于“一手软”，特别是对道德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明确和高屋建瓴的认识，舆论媒体宣传不得要领，学校家庭教育未能切题，故很难刹住道德下滑的趋势。

如我们的未成年品德教育，失于空泛散乱，没抓住德教之本，没有在关键课题上集中“火力”；
即使《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只关心了“果”，而未去关注“因”，没有突出过程和实现方式，故收效不明显，一些消极现象仍然在增长和蔓延。

很难设想,一个既不行孝又不被孝的人在工作、待人接物和其他活动中会有什么灵光，生活中会有什么幸福。

一个由这样的“细胞”组成的社会机体，不出问题倒是奇迹！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非孝道”的“反社会”意义呢？
记得一位学者在北大2001级新生欢迎会上曾提出，大学四年的任务就是要教大家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

应当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抓住了教育的本质，公然申明做人是第一位的。

但要说到怎样去学会这三种本领，笔者以为，《弟子规》是必不可少的教材，它浓缩了“三个学会”的要领和精华，更隐含了三者的内在联系，特别由于它教学的互动性要求和入手处的巧妙，从而可使“三个学会”接受易、见效快。

由前述已出现的正面典型，可以预期，如果从上到下真正重视起来，将普及《弟子规》教育列为国策，并辅之以法律、制度、舆论等各种保证措施，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社会的真正和谐也将不会是遥不可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