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西班牙 李寒秋

从十五世纪开始，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开辟通往东方世界的新航线和发现西半球新大陆，孤立的世界各国历史开始向统一的世界史过渡。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开风气之先，建立了强大辽阔的海外殖民帝国，从而开创了西欧列强依仗先进技术和强大武力统治全世界的格局。

在导致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的全部因素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机遇。十五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在西亚地区突然崛起，势不可挡。1453年土耳其军队攻克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东西方贸易传统中心的陷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东西方商路的畅通，启动了欧洲传统的贸易和财富中心意大利诸城邦长期衰落的进程。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奥斯曼土耳其和以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的冲突成为当时欧洲外交斗争的重心。欧洲海外新航线的开辟，葡萄牙帝国之所以能避实就虚，西班牙帝国不可避免登高跌重，无不与其密切相关。

虽然伊斯兰世界的新生力量奥斯曼土耳其在环地中海文明圈的东端对基督教世界发动了新的攻势并且大有斩获，但在西端的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世界却遭受了重大挫折。1492年，苟延残喘八十年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据点格林纳达被西班牙军队攻克，而这一时刻距穆斯林最初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刻已经将近八百年了。

伊比利亚半岛曾经长期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与其他欧洲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路线。以辩证的眼光看，文明的冲突的另一面就是文明的活力。欧洲传统的核心地带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和采取独立行动的愿望往往受制于罗马教廷的宗教体制和特殊利益而阻力丛生。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说，在通过自主的外交和战争手段从穆斯林世界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宗教信仰却是一种推力而非阻力。正是这种相对清晰的民族国家意识和坚定的宗教信仰促使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后能以我行我素的勇气进行海外扩张。

温和中庸，夹缝生存

葡萄牙崛起的特别之处就是其独立和统一在欧洲诸国中最早。由于葡萄牙地处伊比利亚半岛西北端的贫瘠山区，穆斯林统治者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之初就对此地不甚在意。得益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穆斯林政权和作为西班牙前身的诸王国之间你争我斗，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葡萄牙的独立与统一的过程相对平和，更多的是折冲樽俎，偷鸡摸狗，本身并没有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宗教与民族独立战争。葡萄牙独立后，与强大的穆斯林邻国和卡斯蒂亚王国（西班牙王国的前身和组成部分之一）打了几百年的交道，深谙外交中庸平衡之术。在天主教世界内部分裂之前，罗马教皇的宗教权威在欧洲基督教各国被普遍承认，1179年，葡萄牙统治者D?阿丰索?恩里格斯借助教皇的权威，使葡萄牙获得了王国的称号，从而防止更为强大的邻国西班牙在复兴和统一的进程中，顺便把蕞尔小邦葡萄牙也一并统一。这是葡萄牙为维护本国独立，借虎驱狼的第一次尝试，以后这个模式屡试不爽，成为葡萄牙外交的传家宝。

葡萄牙当时的国内政治结构也比较合理均衡。葡萄牙国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与中下层界结盟打击大贵族的割据势力，由于大西洋和比利牛斯山脉的隔绝，葡萄牙偏处西欧一隅，其国内贵族阶层与其他西欧国家的贵族阶层联系较少，而且当时伊比利亚半岛上西班牙贵族正与穆斯林统治者打得不亦乐乎，无暇旁鹜，因此葡萄牙贵族很少得到外力的支援来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葡萄牙得以在内政上保持了统一。为了制服国内大贵族们的反抗，国王需要独立于贵族和教会的知识分子提供王权的理论与合法性证明，也需要来自资产阶级的金钱支持，因此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内有一定的地位，这一格局使得葡萄牙保持了社会发展与海外开拓所必需的社会活力与开明态度。

葡萄牙向海外扩张更有其内在的因素驱动。葡萄牙本国的土地有限，与强邻为伴，进行陆地扩张几乎

不可能；葡萄牙国内土地贫瘠，农业和渔业收成均有限，国土远离欧洲传统的中欧商业通道上，不可能快速致富；葡萄牙濒临大西洋，海上暂时没有强大的对手和敌人，扩张阻力较小，因此权衡利弊，趋利避害，集全国之力向海洋进行扩张，寻找新航路和新的机会是必然的选择。

宗教激情，权势诱惑

与葡萄牙相比，西班牙本质上是个大陆宗教民族。西班牙作为一个广土众民（以当时的标准）的国家，从它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复兴运动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激烈的斗争中心——无论是宗教文明的冲突还是地缘政治的冲突。在它收复失地，建立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后，由于国势强盛，它克制不住权势的诱惑，迫不及待地卷入到了欧洲大陆的外交斗争中。这种权势的诱惑由于宗教信仰的偏执而火上浇油，西班牙一贯坚持天主教原教旨主义，积极维护教皇权威、力主天主教世界的统一和坚决抗击穆斯林入侵者，承担了额外的战略负担，最终这些过重的负担把帝国给压垮了。

与葡萄牙相比，西班牙的优势在于土地广袤和人口众多，有能力行使大征服战略，建立了真正的中央集权模式的领土殖民帝国。1519年，作为哈布斯堡家族复杂政治联姻的后果，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领地以及随后继承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位，掌握了欧洲核心部分的权力，组成了空前辽阔的“君合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但是地缘政治上的困境由此而来，西班牙帝国从此站在了与奥斯曼土耳其对抗的第一线，即便日后再度与奥地利帝国分家，这一义务出于家族和宗教情感也未削弱。而且这个巨大帝国引发了英国、法国与荷兰等当时欧洲边缘国家和帝国内部新教诸侯的嫉妒和恐惧，对这个超级大国和单极霸权，这些国家和帝国内部的新教诸侯们必欲除之而后快，即便这个大帝国的存在有利于抗击东方异教徒的攻势也改变不了这些现实主义政治家们的决心。

1555年，当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即原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因为内外重重危机对这个帝国进行划分时，根据不同的战略方向，将奥地利帝国与西班牙帝国重新一分为二。奥地利专注于德意志境内而面对土耳其的挑战，而西班牙专注于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帝国，而且把富庶的尼德兰划给了西班牙，这本是改善帝国地缘政治困境的出路。但福兮祸所倚，尼德兰爆发了独立革命，英国对尼德兰革命的支持所导致了的英西战争，连带而来的西班牙军队干涉法国内政又导致了法西战争，西班牙帝国在这三场战争中均失败，国势大坏。最终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西班牙在欧洲的优势被法国彻底终结。总而言之，西班牙帝国的外交政策更多的追求抽象的荣耀，而非现实的利益，而且其承担的义务与其实力不对称，长期损耗本国资源，这是它日后彻底失败的根源。

好大喜功，坐吃山空

尽管占有了富庶的美洲殖民地国，但是由于西班牙国内社会—商业模式上的重大缺陷，搜刮来的金银财富绝大部分流向了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本国长期处于财政赤字，最终在财政上破产。西班牙统治集团毫无保护本国工业的意识，本国物价由于金银无节制的流入而高涨，导致本国的工业品成本急速抬高，丧失了竞争力，从而坐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契机。外国相对廉价的工业品蜂拥而入，其恶果是高额利润流入工业比较发达的荷兰、英国和法国，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革命，日后正是这些国家联合起来打垮了西班牙帝国。

由于贵族政治的有害残余，西班牙王国由国王直属地区和享有免税以及其他特权的数个地区如瓦伦西亚、加泰伦尼亚等联合而成，在西班牙本土妨碍了真正的中央集权。作为合并葡萄牙帝国的代价，葡萄牙所属地区只享受经济权利而不负担任何经济义务，于是整个西葡联合帝国财政开支的大部分由卡斯蒂尔和阿拉贡这两个不甚发达的国王直辖地区供给。由于来自殖民帝国的财富作为债务直接流失到了其他国家，为了改善财政状态，帝国对富庶的尼德兰地区和意大利属地横征暴敛，却又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反抗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