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猪产业发展的趋势、矛盾、战略与政策研究

中国生猪产业发展的趋势、矛盾、战略与政策研究

董恒年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城市科学系，北京：100083）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繁育和猪肉生产与消费大国，但还不是生猪产业强国。文章从生猪产业链视角出发，分析了生猪产业发展中持续发挥作用的繁殖工厂化、饲养规模化、产业一体化、产品安全健康化和布局空间转移等基本趋势及其背景与原因，探讨了存在于生猪产业发展与资源供给之间、外来品种引进与本土品种及种质资源保护之间、规模化一体化发展与就业及收入创造之间以及分散养殖、市场监管和推动规模化发展之间的一系列两难选择及矛盾与问题，提出了未来应实施宏观低速增长和消费端口产业推动等战略及相应政策。

关键词：生猪产业；发展趋势；主要矛盾；战略与政策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繁育和猪肉生产与消费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猪产业一方面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食物消费结构不断高级化等引致的需求强力拉动，另一方面因生猪产业已演变为农村居民重要收入来源和城镇居民菜篮子工程重要组成部分而得到政府的强劲推动，使我国生猪生产从1978年出栏1.61亿头提高到2003年出栏5.92亿头[1]，进而使我国生猪产业占全球生猪产业的份额高达近五成。2003年，全球生猪存栏量、肉猪屠宰量和猪肉产量分别为9.53亿头、12.20亿头和9578万吨，同年我国生猪存栏量、肉猪屠宰量和猪肉产量则分别高达4.7亿头、5.86亿头和4519万吨[2]，占全球相应指标的份额分别为49.32%、48.03%和47.18%。但是，中国生猪产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系列两难选择及矛盾与问题，使中国生猪产业发展的质量水平与发达国家间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决定了目前还不是生猪产业强国。

西方学者在研究生猪产业时，往往将生猪繁育、养殖和屠宰、加工及后期营销联系起来共同研究，一般用Swine Industry 一词，有时也用Pork Industry这个词，是一个大的综合产业链。西方学者的这种研究视野，强调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内部关联。也就是说，生猪繁育和养殖，总是受屠宰、加工和营销等前项产业发展及猪肉产品消费需求的影响，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如果我们将生猪产业的认识仍停留在传统上所指的生猪繁育和养殖上，那么，我国生猪产业发展与世界生猪产业强国之间的差距，将会因认识与观念的局限而导致的产业链各环节相互割裂的影响而越拉越大。

一、世界和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分析

唐诗对我国生猪产业发展进行研究时提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实现了四个转变[4]。本文认为，我国生猪产业发展主要受具有全球背景的四大趋势影响和作用。

（一）技术进步与市场条件下对集约经营效益的追求推动生猪产业持续向工厂化规模化发展与演变这一趋势是全球生猪产业生产方式因技术进步和市场条件下对集约经营效益的追求而发生的转变。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丹麦和荷兰将杂交优势理论应用于生猪产业二元杂交繁殖后，工厂化繁育养殖就开始了，并逐步演变为一种新发展趋势。60-70年代这一趋势主要向欧洲、北美和日本扩张，紧接着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于70年代兴起。而到80年代时三元杂交繁育体系又发展起来了，且以美国、加拿大、匈牙利等国为代表。我国的生猪工厂化繁育和规模化养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之时就以

三元杂交繁育体系为主进行，先从东部地区大都市郊区兴起，而后向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大中城市郊区及农村扩展，至今这一转变仍在进行之中[5]。整个20世纪80年代，全国有500头以上基础母猪和年出栏10000头以上肉猪或种猪的猪场共800-1000家，以北京苇沟猪场、北京顺义小店猪场、广州光明牧业公司、天津武清县种猪场、杭州大观山种猪场等为典型代表，之后这一趋势在我国的发展更为迅速。但到目前，我国生猪产业的工厂化繁育和规模化养殖与发达国家间仍有很大差距（表1）。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2004》：225-226,中国规模化生猪出栏数大于中国统计年鉴总出栏数；Professor Ron Plain: The U.S. Swine Industry-Where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2001:5 （二）收入增长、技术进步及食物结构变化推动生猪产业持续向健康、安全肉质方向发展

唐诗提出我国生猪产业实现了“肉品由脂肪型向肉脂兼用型和由肉脂兼用型向瘦肉型的转变”。事实上，这一转变既是生猪产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食品消费结构不断高级化背景下出现的产品品质与产品形态的转变，也是国际生猪产业自80年代起追求健康、安全食品为代表的瘦肉型猪生产在我国的反映，同时还是知识经济时代国际、国内基因转移、胚胎移植以及DNA探针检测等科技含量高的生猪繁育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后出现的必然趋势。这一转变一方面使我国“杜长大”三元杂交繁育体系在全国得到较广泛的普及并逐步成为主导繁殖体系，另一方面使四元杂交配套系、五元杂交配套系的引进和利用外引优良猪遗传种质资源与国内地方猪遗传种质资源组合培育优良品种及品系成为可能。四元杂交配套系以北京育种中心的迪卡配套系为典型代表；五元杂交配套系以英国PIC种猪改良公司在江苏张家港独资投资的PIC种猪改良中国（张家港）公司为代表，截止2002年，PIC中国公司已在国内建成了基础母猪分别为1500头和1000头的曾祖代核心群种猪场2座，建成近20座基础母猪500-1000头的祖代扩繁场，年出栏父母代种猪可达数万头[6]；利用本国地方品种与引进品种遗传种质资源进行杂交或基因组合培育新品种及品系，则以Ⅰ类-荣昌猪瘦肉型品系、Ⅱ类-中国瘦肉型猪D VI系和苏种猪I系及苏种猪II系等十二个品种和品系为代表[7]。所有上述品种的引进与培育，都以猪肉食品的健康和安全为基本准则。

（三）对风险的控制和对食品安全及规模效益的追求推动生猪产业纵向一体化扩张持续进行

唐诗认为，我国生猪产业实现了由单一的毛猪生产向产、加、销一体化的联合企业的转变。实质上，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深入各国人心，在全球范围广泛推行食品安全准则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生猪经营企业或肉类产品加工企业，以风险控制和规模经济效益的追求为基本目标，以“环境安全-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全过程安全管理为基本准则和经营理念，纷纷开始向后项产业和前项产业兼并收购，推动企业一体化规模扩张。向后项产业的扩张，有助于有效控制生猪肉类产品原料生产及上游供给风险，向前项产业的扩张，有助于有效控制营销渠道及市场风险，使企业能够在更高层次和整体产业链经营中获得更大规模经济效益。生猪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典型国家是美国。我国自2000年开始出现了以双汇集团、雨润集团和华正农牧业公司等一批纵向一体化生猪生产经营企业，通过兼并发展实现了从生猪屠宰、肉类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