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

郭廷礼本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术历程回顾一时形成学术热点，不少论著提到“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作者，但说法不尽一致，令读者莫衷一是。特写此文作如下辨正。

“文学史”这一概念是舶来品，最早出现于西方。与西学东渐相适应，“文学史”课程也出现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表上。1900年张百熙主持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即“略仿日本制”，拟在京师大学堂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也成为七科之一，而“文学史”自然也成为“文学”科系的必授课程。

1904年，北方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和南方教会大学东吴大学的两位教师——林传甲和黄人，为教学之需便开始了《中国文学史》写作。林、黄二人写的“文学史”曾受到外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勿庸辞费。那么，外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什么人的著作呢？目前多认为是1897年（日本明治三十年）出版的日本人古城贞吉（1866－1949）写的《支那文学史》，但也有的书籍说是日本人笹川种郎（1870－1949）写的《支那历朝文学史》，理由是林传甲写的中国第一部文学史就是最先受到笹川种郎同类著作的影响。这是因为笹川种郎的这部文学史较古城贞吉的书译成汉语出版要早十年，所以有的学者误认为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按：笹川种郎的文学史，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生译成中文，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1904年1月7日）印刷，十二月初日（1904年1月17日后几天内）发行。而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迟至1913年才由南社社员王灿（字承粲，号粲君，江苏松江人，姚光妻）译成中文，改题为《中国五千年文学史》，由上海开智公司铅印出版。故早期的学者很少提到此书。后人误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为最早，看起来也不无原因。

根据可靠的记载，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1897）的出版时间应早于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1898），而且古城贞吉从25岁（1891）就开始写此书，历时五年，1896年杀青，次年出版，肯定较 川种郎动手写作为早（按笹川生于1870年，小古城氏四岁，古城氏开始写作时，笹川时年21岁，似乎还不可能写中国文学史）。由如上情况判定，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是东洋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需要说明的是，在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问世之前十五年（1882年），在英国留学的末松谦澄，曾经写过一部《支那古文学略史》，末松谦澄虽系英国留学生，但文学观念相当保守，他所谓的“文学”，实际上和“学术”同义，书中主要论述了中国群经和诸子（仅就此点，和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倒有相同之处），而对作为文学结构主体的诗、词、戏曲和小说，均未涉及，故此书其名虽曰“文学（略）史”，实际上是一部“儒学史”。从科学意义上来说，它不能算一部文学史，故人们一般不称它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但此书毕竟提出和实践了“文学史”这一学术范式，还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除了日本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外，在西方也有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那就是大家所提到的英国汉学家赫伯特·阿伦·翟理思（H e rb e r t A llen G ile s，1845－1935）写的《中国文学史》，但对此书的出版时间，目前学界或作1900年（陈伯海：《中国文学史学史编写刍议》）或作1901年（黄鸣奋著：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第54页），都是不准确的。其实，此书和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都是同一年出版，即公元1897年。是年，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首先作为戈斯（E·W·G o ss）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丛书》第10种在英国出版，1900年，英国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448页。此书由于较系统、简明地叙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概况，书中又有若干中国古典小说、戏剧的翻译片断，很适合西方人的阅读口味，故此书1923年又在美国再版，出版社为纽约D·阿普尔顿出版公司。此书直到1973年，佛蒙特州查尔斯E·塔特尔出版公司还在出版修订版，由此可见翟理思此书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了。

在西方，1902年德国汉学家威廉·顾鲁柏（W·G ru b e，1855－1908）也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史》，由莱比锡阿麦朗格斯出版社出版。此书在中国影响不大。

话再说回来，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897年，时间和日本人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为同年，翟理思甚至断言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在世界任何一种语言（包括汉语在内）中都是一部破天荒之作。此言稍嫌武断。实际上，真正的破天荒之作还数不到翟理思的书，而是俄国人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B.п.Bacилb eB，1818－1900）写的《中国文学简史纲要》，此人毕业于俄国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东语科，毕业后曾随东正教使团来中国，在中国住过十年（l840－1850）。他精通汉、满、蒙、藏、梵文多种语言，回国时他带走大量的中国书籍。回国后，即开始准备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介绍他十分推崇的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书中对中国的《诗经》、汉赋、格律诗、词、小说（短篇和长篇，特别是对《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戏剧（特别是对《西厢记》）、弹词《再生缘》）等，均给予很高的评价。尤值得提出的，他还用对比的方式告诉俄国人：像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样的抒情诗人，在中国两千年的诗歌作者中很多很多，这里只需要举出司马相如、杜甫、李太白、苏东坡就可以了。就此书对文学的认识、叙述方法而论，均已具备了近代意义上文学史的规范和品格。它出现在19世

纪80年代初，实在是十分值得珍视的。可惜的是，此书大约没有中译本，在学人中知道得也不多，故有关论著中提到外国人早期写的《中国文学史》，很少有人提到这部120年前瓦西里耶夫写的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简史纲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如果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排个次序，那应当是：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简史纲要》（1880）→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1897）→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1897）→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1898）→顾鲁柏的《中国文学史》（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