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社会主义对苏联政治模式的效仿和突破

浅谈中国社会主义对苏联政治模式的效仿及突破

财政学院资产评估13班杨堤 2013310102

从上世纪的苏联政治模式到今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转变，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史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通过革除苏联政治模式中社会主义的弊端，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并壮大的。所以笔者认为，研究苏联政治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问题，在当下或许有些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苏联的政治体制的形成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的形成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同志就对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十月革命后，为了战胜国内叛乱和国外干涉，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体制中建立垂直领导的行政体制，而政治上则尽可能地集中权力，从人民直接参与转变为党管国家，从多党合作转为一党专政，党中央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政治局。局势平稳之后，列宁又主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允许一定范围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存在。与此同时，还在党内采取了一些措施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可以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苏联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一直到20年代末斯大林获得胜利为止。在斯大林任苏联领袖期间，他公开抛弃了新经济政策，而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制定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在这些政策中，不仅要消除私有制和市场的影响，而且要进一步地加强中央计划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列宁晚年重视党内民主的作法被忽视，斯大林表现出个人专断的作风，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加以打击，形成了自己的绝对权威。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将政治经济上的这些模式合法化。事实上，苏联从这时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一种搞个人崇拜的阶段，任何事情仿佛只有斯大林点头同意之后才能实施，苏联人民也更愿意相信斯大林这位绝对领袖的某些臆断。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上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在那个“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社会阶段，很多都听从苏联的安排，很多政策也都跟随苏联的脚步，比如说五年计划。最后以至于毛泽东同志不得不放弃他自己提出的光辉思想和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正如他所说：“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得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成了全面移植苏联模式的时期。而这时中国也渐渐走上了个人崇拜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的绝对领导地位让全国人民为之“倾倒”，全国都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语录，以至于有些地区可以用背毛泽东语录的方式换取粮食，这种个人崇拜往往会导致人民思想的过于偏激，即左倾思想，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其实站在现在的历史角度看问题，我们会发现搞革命的人，准确来说搞社会主义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或许领导人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所谓共产主义社会，这往往使领导人不能冷静的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了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的错误。反观现在的朝鲜，从金正日到金正恩，朝鲜的个人崇拜和左倾思想日趋严重，谁也不知道朝鲜会不会发生像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问题只能靠时间的检验了。

人们都知道，中国在1958年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倡导多块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左倾错误，却很少有人知晓大跃进并不是中国的首创，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也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大跃进”，斯大林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中以及随后在各条战线上展开的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特别是“斯诺汉诺夫运动”，实施的就是不折不扣的大跃进，他在论述超速工业化时强调：“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内跑完这段距离。”1928年5月，全苏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作为法律文件的最高方案，按计划方案的指标，在五年间

工业产品生产量将要扩大180%，生产资料的生产扩大230%，这个速度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个国家正常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注重效率和数量，这种生产上的大跃进最终只能导致次品率很高，机器设备严重损毁，尽管当年苏联的“大跃进”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且失误和代价较大。欲速则不达，这就是苏联当年大跃进的惨痛教训。而后斯大林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即随着社会主义的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发生了一系列的迫害和批判运动，主要展开了在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展开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等等，而且随着时间流逝，批判的程度越来越强，批判的高潮越来越多。中国对这一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的学习和借鉴，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我们的提法就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等等，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批判《武训传》，发展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思想政治运动的强度完全不逊于苏联，这是目前很多中国人有目共睹的，在此不再赘述。渐渐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变成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模式，虽然从斯大林后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多次出现改革的契机，改革的尝试和改革的实践，但都被阻止改革的保守集团破坏殆尽，造成苏联革命命途多舛，屡改屡败，最后把整个国家带入崩解的深渊。

而最终把中国带出苏联政治弊端阴影的当然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他的改革开放方针就深刻吸取了苏联和过去中国闭关锁国的教训，利用“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还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都是在摆脱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当然其中也不免有中国和苏联关系破裂的缘故），这也就是说，这次改革开放政策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一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是总揽世界大局，深刻洞察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所做的重大决策，是对苏联模式的重大突破，而且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提高人民生活和民生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对苏联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重要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就是否定市场经济的，在斯大林掌握政权的过程中更是向资本主义发起了全面的攻击，这种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的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而邓小平同志的革命胆略和睿智之处在于，敢于冲破从苏联到中国几十年计划经济铁律，把市场和计划看作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计划，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正是这种创新的理论把中国带出了贫困的现状，让中国与世界接轨，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正式从体制模式上实现了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

当然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性措施。正如敬爱的王福重老师所言，中国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毕竟解决的都是社会主义才会产生的问题，这句话细细品来也别有一番滋味。苏联早已不在，回到了曾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俄罗斯，中国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还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最终衷心希望我们的国家建设的越来越好。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