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贵州财经大学翻译硕士考研报录比及答题技巧

2020年贵州财经大学翻译硕士考研报录比及答题技巧
报录比：
1：2
学费：10000元/年。

笔译方向复试科目：综合面试、英语口语水平测试、英语写作与英汉互译；
口译方向复试科目：综合面试、英语口语水平测试、交替传译
答题技巧：
简答题
1）名师解析：
简答题一般来说位于试题的第二部分，基本考察对某些重要问题的掌握程度。

难度中等偏低。

这就要求考生在复习的时候要把课本重要问题梳理清楚，要比较扎实的记忆。

一般来说书本看到5遍以上可以达到记忆的效果。

当然，记忆也要讲究方法。

（2）育明考研答题攻略：简答题定义框架答题法
定义——〉框架——〉总结
第一，先把简答题题干中涉及的最重要的1-2个名词进行阐述，类似于“名词解释”。

很多人省略了这一点，无意中丢失了很多的分数。

第二，按照要求，搭建框架进行回答。

回答要点一般3-5条，每条150-200字。

第三，进行简单的总结。

（3）温馨提示
第一，在回答简答题的时候，一定要有头有尾，换言之，必须要进行核心名词含义的阐释。

第二，在回答的时候字数一般在800-1000为佳，时间为15-20分钟。

参考书：
1.《综合教程》（第五、六册），何兆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实用翻译教程》（增订本），冯庆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文体与翻译》，刘宓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
4.《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1—3册），张培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新编应用文写作教程》，刘宏彬，新华出版社，2008
6.《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李国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8.《翻译硕士MTI常考词汇》，李国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据说“一校一风格”，是这样么？我不懂所谓的“风格”怎么办？
【育明夏教授】我们经常听到“一校一风格”的议论，大意是说学校不同，命题风格和判卷标准也不同。

前人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今天能不能说“一百个院校就有一百种风格”呢？不能。

从翻译硕士招考院校的试卷看，基本上延续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二分法。

专业院校注重各自领域，如经贸、外交、法律、理工等，综合类院校往往文学非文学并举，考察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非文学体裁和以张培基《英译散文108篇》为代表的文学体裁，这两种体裁相互交织，构成了目前翻硕招考中翻译
命题风格的基本面。

翻译风格是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但讲得越多不一定讲得越好、越清楚。

一个译者选用何种文体，如文言、现代汉语、诗词等翻译是风格问题，选择何种词汇、结构，如大词难句、小词简单句等翻译也是风格问题，甚至这位译者喜欢用什么词，偏好什么结构也是风格问题。

因此，“风格”是一个较难定义的概念，通常是从文体、词汇（含词频）、结构等角度加以阐释。

实际上，对大多数报考翻硕的同学讲“风格”还为时过早，因为对这些同学而言，语言基础，特别是词汇和语法基础，显然比风格更重要。

举一个学习书法的例子：刚学书法的人或学颜柳，或学欧王，一般不能直接学“颠张狂素”，因为书法的功底还没有打扎实，现在就贸然尝试狂草，肯定要走弯路，虽“形似而神不似”，这就犯了书法学习的大忌。

同学们还处在打基础的阶段，大多数同学除一般的翻译训练外，并未接触过正式、专业的翻译实践项目，因此远未到“大谈风格”的阶段。

目前要务只有一条，那就是夯实基础。

我们了解到，同学们学习翻译，或多或少会受到教科书的影响：老一辈的翻译家治经典治得很深，用词遣句非常讲究，而在“简明英语”概念下成长起来的新翻译工作者，用词遣句就要灵活、简易很多；文学类翻译一般讲究遣词造句，特别是从词汇和结构的细微处把握书中人物的形象、心态，而非文学翻译，特别是经济、法律等文本，强调表义精确及制式文本（按照固定的结构翻译），这种区别，大概就像《政府工作报告》和张培基《英译散文108篇》的区别。

在翻译硕士MTI备考实践中，教辅是否有效，是否物有所值，主要看例证是否详实、论理是否透彻、练习是否有针对性，而从目前看，教辅选择中混入了不少市场营销成分，所谓“学长推荐”“高校推荐”“培训机构推荐”归根结底是“书
商推荐”，是利益作祟，而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大部分教辅的作者、编者可能并未因为其教辅的大卖而获得相应的收益。

特别是部分人为炒作的教辅，其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用性，考生购买大都不是为了认真研读，而是盲目跟风或求“心理安慰”的结果。

这就好像，一说到非文学翻译，就得看《报告》；一说到文学翻译，就得看《散文》——翻硕备考俨然成为《报告》《散文》各占半壁江山的格局，可能连中央编译局翻译处的同志和张培基先生也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或出于工作需要或出于兴趣使然的译作居然成了连续多年畅销不衰的“抢手货”，可能最终受益的学生不多，受益的作者也很少，书商成了最大的赢家——谁说纸媒“非死不可”？那是因为没有适销对路。

教辅本来就是公认的暴利行业，而这类教辅虽然受众群有限，但基本上“全面覆盖无死角”，销售总量和可能利益都比较客观，是“暴利中的暴利”。

买来书的这些同学，有很多还远远谈不上分析、鉴赏译文，那最佳的学习策略无疑就是背诵了。

不少人非常同意背诵，经常援引《新概念英语》的例子说：老师们从小就告诉我，致经典是学习外语的不二法门，因此让我们背诵《新概念》，最好从第一册到第四册一篇不落的背——我们为这种治学精神感动，但还是要指出一点：译文和母语人士的作文是一回事么？好的译文就能等于好的作文么？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何必在高校单独开设翻译和写作两门课程？为什么要在英语考试中分设翻译和写作两个题型？显然，译文不可能等于作文，背是一个手段，但不是目的；期辅助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如果把这两点本末倒置，就会产生“唯经典是从”的不利影响。

不少教师在翻译教学中经常援引张培基译李大钊《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穿过三峡”一句中“穿过”一词的英译，这一点
上师生之间往往看法不一：老师们说张培基先生用negotiate一词表示“穿过”，真是既正式又贴切；但学生以为，在一般的字典上基本上查不到negotiate一词有“穿过”的意思，即使能查到的字典上也会注明“穿过”这一义项为罕见用法，难道老师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用难词，用长句么？这样一来，翻译学习和实践不又回到了原点了么？
“回到原点”语气有些重了，但围绕negotiate一词的不同评价，恰恰可以折射出目前翻译教学和评价体系中存在的“唯经典是从”倾向，不少人对此颇为诟病。

大家常讲的一个例子是，鲁迅先生说“我家后院有两棵枣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就是名言，就有深意，而我要说一句同样的话，或者仿作我家有两个姐姐，一个是女的，另个还是女的”就是废话；鲁迅先生在某文结尾写上“哈哈！”二字，就是表明了对封建统治和黑暗势力的轻蔑，对未来美好生活和新制度的向往，并用一个感叹号表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我要在作文中写上这句话，八成会被老师判为“废话”“有病”。

撇开调侃的成分不论，同样的内容，只是因为作者不同、时代不同，就被强行赋予了各种“高大上”的意义，这不仅不是对原作者及其作品的尊重，恰恰反映了人们对经典的病态膜拜。

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文化因为接连不断的“造神运动”曾有过惨痛教训，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造神”，把对文字的鉴赏评价拉回到作者所处时代及其背景，而非作者本人上来。

教辅的“同质化”很容易让人想到西方人人手一部《圣经》，60年代的中国人手一部“红宝书”的情况，只不过前者和信仰有关，后者和功利有关。

“同质化”的教辅对同学们来说并不是好事，就像膳食影响要均衡搭配一样，如果一本教辅就可以打天下，那研究生考试的成本是不是也太低了？
有关参考书目的问题，我们在同名专题中再说。

育明教育从2006年开始办学，校长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夏教授，北京总部负责人是北京大学政管院博士，主打专业课一对一辅导。

班型分专业课一对一和集训营两种。

集训营是包括政治英语的小班课+专业课全程一对一。

小班课全年分四个阶段:寒假，暑假，国庆，最后冲刺(您现在报名可以参加今年和明年两年的)，授课老师是人大的教授(也会请海文海天的教授结合讲课)。

专业课一对一是按总课时来规划，保证够用。

上课形式是面授和远程一对一相结合，上课时间和进度主要根据你的进度来安排，第一次上课后会给你做一个导学规划。

数学我们请的是北理工的教授一对一讲(这个是其他机构请不来的)，专业课请的是你所报考学校专业的研究生助教和北大博士结合授课(这个也是近几年我们独家尝试的非常合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