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试教育的制度分析

中国应试教育的制度分析
卢现祥唐静芳罗小芳
摘要：“应试教育”是中国特有的名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历史上科举制的一种延续。

应试教育具有教育目的的功利性、教学内容的单一性、教学方式的填鸭式和投机性等特点。

应试教育的最大危害是泯灭了一个民族的创造性。

中国应试教育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是：应试教育的实质是教育资源集中配置条件下的寻租；应试教育体制的存在有其历史客观原因——路径依赖惯性；意识形态滞后；利益集团阻碍；教育评价技术不完善等，这些致使我国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换困难重重。

为此，我们应该进行配套制度改革，改变以往应试教育体制的路径；转变教育观念，淡化读书定终生的传统意识形态；发展民办教育，从增量入手带动应试体制的改革；推行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等。

关键词：应试教育寻租路径依赖意识形态利益集团教育评价技术
一、引言
我国从1993年就明确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十多年过去了，应试教育之风越刮越烈，难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应试教育”乃属中国特有的名词，是中国学者针对中国当前的教育弊端提出来的，是一种极端化的教育现象。

所以国外学者对此研究甚少，国内学者对应试教育弊端的批判甚多，但对应试教育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并不多。

应试教育存在的根源值得我们去探讨。

关于应试教育，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典》这一目前国内收集教育方面的概念、术语最多的一部教育辞书中也没有应试教育这个目前使用得十分频繁的概念。

对于应试教育的涵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把应试教育等同于片面追求升学率，如徐晓云（1992）认为“所谓应试教育是脱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违反教育教学规律的一种传统教育模式”。

[1].而马玉（1994）认为“所谓应试教育就是学校围绕升学考试而开展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

[2].夏荣（2005）认为，应试教育是一种以应付升学考试为唯一目的，围绕“应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片面的、淘汰式教育。

在教育内容上，应试教育只重视升学考试科目的教学，轻视甚至放弃非考科目。

[3].
对应试教育弊端分析比比皆是，但应试教育最大危害是什么？科举、应试教育与寻租有什么内在联系？科举乃是应试教育的前身，Tullock（1980）以中国古代的科举教育作为寻租活动的典型案例来说明寻租活动对资源的浪费，认为科举教育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追求既得经济利益的活动，即寻租活动。

Ballmol
（1990）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寻租性。

崔卫国（2003）也将寻租理论运用于应试教育的弊端分析，唯分论让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都迷失了教育的本能，单一的考试制度泯灭了栋梁的创新思维，投入的教育资源没有发挥最大的教育效用。

纵观已有的研究，应试教育的弊端不外乎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发展；重分数指标，轻智力与非智力素质（人本素质）的提高；学生学习负担重等，不利于提高学生素质；其二，应试教育是一种选择性汰劣式教育，不利于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其三，阻碍教学方法的改革，影响素质教育的提高；其四，阻碍学生个性的发展，扼杀创造力等等。

当然，应试教育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我国这样一个讲人情、讲关系的国家里，用统一的严格分数标准作为录取的唯一依据大大地减少了权力对这个领域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的公平性。

应试教育的运行成本要比素质教育的运行成本要低得多。

关于应试教育存在原因的分析，徐琼（1999）认为，应试教育的存在是因为教育体制的不完善、教师教学方式的惯性以及社会过分强调分数标准。

黄国勋、唐佐明（1999）认为导致应试教育的存在的原因主要是高等教育资源稀缺与强盛需求的矛盾，人事制度、教育评估及教师考核与奖惩办法存在政策导向偏差，教育个体受利益驱动；高考命题标准化及内容选取的规律性等。

[4].顾海兵（2002）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乃至高校招生制度过分依赖分数，人事职称制度也对应试有很强的导向。

崔到陵（2005）将应试教育分为应试教育制度和应试教育行为两种分别对其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教育问题就出在具有功利性的应试教育制度上，而应试教育行为是无辜的。

[5].我们认为这些关于应试教育存在的原因分析还主要是在表面层次上，还没有深入到应试教育存在的深层次原因上。

本文将从制度层面系统揭示我国应试教育存在的根源。

二、应试教育体制下应试教育的具体形式
1、教育目的的功利性
应试教育即以应对考试为目标的教育，是一种以升学为目的，以提高应试成绩为教育目标，以知识灌输为教学方法的教学体系。

教育过程中完全忽略了人的个性，一切都强调标准，强调整齐划一；教师和学生都成为了考试的附庸，缺乏独立性和灵活性。

由于要根据考试分数定质量、论奖赏，造成学校偏重分数，学生追求分数，评估需要分数，家长喜爱分数的为考试而教育和学习的局面，使学生沦为考试的奴隶，教师沦为创造高分的工具，[6].这些都扭曲了教育的内在价值要求，曲解了教育的本质内涵，也体现出在接受教育吸收知识过程中的被动性和功利性。

2、教学内容的单一性
1952年以后，从学科分布、院系设置、招生分配到教材编写、考试科目，完全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教育完全成为了国家的行为。

以全国一套教材、一个
大纲、高度统一的教学模式，以应试为价值取向，在教育上表现为单一式、灌输式、一个标准教书、一个模式铸人，培养大批统一规格的人才。

这也决定了应试教育的教学内容逃脱不了全国统一的教材，走不出统一的考试大纲的范围，因为考试的界限已经框定，违规者必难承受起被淘汰的命运。

应试教育体制下的课程设置也极具功利性。

当然，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有需求才有市场，才会刺激供给。

如果说是市场需要决定学校的课程设置则无可厚非。

然而，这里所说的功利性的课程设置不是与市场的需求挂钩，而是盯准了升学考试。

由于就业市场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缺乏一种科学的能力鉴别机制，对学历的要求遍地开花，成绩、分数是个人能力的代名词，所以受教育者的目标就是在考试中获取高分。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一切的教学内容都要为高考的大纲来服务。

另外，整齐划一的考试命题和标准答案也让学生只重视书本，甚至只记忆书本上的内容。

总的来说，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被深深地打上了应试教育的烙印。

3、教学方式的填鸭式和投机性
应试教育下一切以考试为中心，考试成绩是学生、老师乃至家长的目标和期望。

中小学生围绕各种考试而学，教师围绕考试题目而教，“教”、“学”中心内容局限于应付考试，最终陷于“题海”而无暇顾及全面发展。

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反反复复翻着指定的教科书，甚至不惜想尽办法，费尽心思去背诵书本内容，大脑成为教科书的简单翻版。

应试教育为了提高应试成绩，尤其是升学考试的分数，教师常采取对要考的学科重点教，学生对要考的内容反复学的手段，从最大限度地增加教学时间、扩大“运动量”上找出路；强调应试知识传授和应试能力培养，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

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试教育在教育效果上具有虚假性，本应由学生自己归纳总结所学的知识，教师却为了“节省”学生的精力和时间给学生代劳。

大量的教师自创的公式、解题定理及规律泛滥，学生可以不求甚解，只需记住解题套路，既节约答题时间，准确率又高。

而且，目前我国对考试题型采取部分标准化策略，如高考每科考试都有选择题，语文少不了作文，数学离不开应用题、证明题，理化考试不能没有实验题等有规律可循，这就为教师押题，帮学生总结出投机取巧的解题定律等应试行为提供了条件。

三、应试教育的制度分析
我国的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传统文化及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的产物。

政府过多地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和管制是应试教育存在的根本原因。

1、应试教育的实质：教育资源集中配置条件下的寻租
任何资源的集中和管制都会导致设租与寻租活动。

教育资源也不例外。

我国
有学者认为：教育本身无所谓寻租，而是参与教育的主体寻租，他们或设置可能寻租的制度，或利用某些制度的强制性，通过手中的权力，获得非法的，或合法但不合理的利益（陈宪，2004）。

教育寻租是指，在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严重缺乏的状况下，为满足教育消费群体对教育资源的竞争性需求，教育资源的所有者在价值或效益最大化的思想的指导下，在使其教育资源实现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回报的价值或效益追求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形或无形的教育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和阶层间的变迁的种种社会现象（邓凡茂、郭金波，2004）。

从学习环境来看，应试教育是学生最佳选择。

这里的“环境”就是指制度环境。

无论是科举制还是现在的高考制度，为资源非生产性的运用提供了比其他生产性应用更高的报酬，即为应试教育设了“租”。

纵观目前的人事就业制度，各单位不顾自身的职业能力需求，一味提高招录人员的学历要求，学历成了获取理想职业的敲门砖。

同时，由于我国的应试教育体制以集权化为特征，大量的教育行政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教育主管部门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利用资源的稀缺性，无意、被动、主动创租，致使、诱使、迫使学校向其“寻租”。

例如，高考分数所承受之重让学生和家长对此异常关注，进入重点大学是他们的向往和追求。

与此同时，出现了重点大学升学率高的重点高中、初中以及小学。

良好的教学环境以及优秀教师的引进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稀缺的教育经费是各个学校的竞争对象，政府部门所掌握的重点学校的审批权也为学校寻租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学校有些部门或掌握一定权力的个人，同样通过创租诱使学生及家长向学校或个人进行寻租。

尽管现在的义务教育是实行电脑派位的就近制，但是高费跨片择校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

目前，在基础教育中，寻租已经延伸到学生的任课教师身上。

为了让孩子能得到老师的重点培养和栽培，甚至是特殊照顾，各家长纷纷请客送礼，无所不及。

由此可见，应试教育及体制与科举教育一样，都没有创造或实现价值，为社会增进福利，而是对已经创造和实现了的价值进行争夺和窃取，造成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

另外，应试教育还会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和避租活动。

如为了通过考试拿到文凭，考试作弊现象滋生；而为对付考场作弊，考试中心成立，监考人员增加等等。

又如，为了进一个较好的学校，贿赂招生人员的事情不断发生；而为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不得不将招生人员集中到一个地方，断绝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并派纪检干部进驻等。

如此反复，从而耗费了更多的经济资源。

由于教育供给权的垄断和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运行的直接干预，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教育资源的配置，高校的一些管理者也能左右教育机会的供给，这都会成为寻租的目标。

于是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的一些行政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寻租者以优惠和特权，腐败就会产生。

应试教育不仅是对教育本质的一种扭曲，更重要的是应试教育使有才能的人被配置到寻租职业而不是生产性职业上来，降低经济增长，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把社会的精英吸引到寻租上来，使整个社会的动力机制扭曲，这会降低创新和技术进步。

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以1960年的GDP作为基数，在对全体国家的回归中，发现工程师对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律师对增长有不太显著的负效应。

即寻租降低经济增长，而企业家活动和创新则提高了增长。

如果新入学的学生中选择工程专业的人多10%，将使工程专业的入学人数提高大约一倍，那么会导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0.5%。

如果选择法律专业的人多10%，也将使法律专业的入学人数提高大约一倍，那么每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下降0.3%[7](P68-69)。

这些年我国高校招生中经济、管理及法律专业是增长最快的，而与生产性活动相关的专业却成了冷门专业。

从就业来看，公务员成了许多大学生、研究生教育的首选。

2、路径依赖与应试教育体制的变迁
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的产生绝非偶然，从古代的科举制度到如今的高考制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在历史文化长河的沉淀下，已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庞大组织机构和繁杂的制度安排，他们由于应试教育体制的存在而产生，固然为其筑起坚强的保护壁垒。

本文将分别从路径依赖自我增强机制的四个方面来说明应试教育体制的顽强性。

首先，应试教育体制的规模效应。

设计和推行一项制度必须投入大量的初始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广，单位成本和边际成本都会下降。

中国人口有13亿之多，适龄的在校学生人数超过2亿，应试教育体制也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延伸到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

且经过时间的洗礼，整个社会都已经习惯并接受了这个教育体制，它所涉及的面积之广，范围之大，影响之重，确实给应试教育体制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交易成本，使教育体制变迁的阻力巨大。

其次，应试教育体制的学习效应。

在一个制度框架中，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适合于这一制度框架的组织会逐步建立，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积累经验。

其结果是各种组织必将利用该制度框架下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同时反过来强化制度本身。

[8](P170)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具有典型的集权型特征，为适应全国教育工作集权管理的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成立了庞大的教育行政组织。

与我国政府行政组织的层级相对应，教育行政组织有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县和乡镇教育主管部门五个等级。

在各个等级下，还组建了繁多的内部机构。

繁杂的教育行政组织容纳了大量的从业人员，由于教育行政工作的特殊性——工作的单一性、简单性以及稳定性、安逸性，致使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制”的社会中，教育部门的众多从业人员关系盘根错结，要对其进行改革，裁员重组并非易事。

再次，应试教育体制的协作效应。

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组织与组织之间会产
生显著的协作效应，使人们习惯于既定的制度框架。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整个教育系统都习惯了上下隶属式的协作关系。

学校、教师、家长乃至学生也都习惯了以应付考试为学习的目标，学校的管理方式、教师的教育方式、家长的协作方式以及学生自己的学习模式都极具功利性——高分。

例如目前，在初中以及高中，很多学校为提高升学率也试图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首先是竞岗班主任一职，然后由当选的班主任来组建班级任课教师队伍，在历年考试中能取得好成绩的教师自然受到青睐，否则就境况尴尬。

每年升学考试结束以后，学校对升学率高的班级教师给予丰厚的奖励，致使班级教师就是一个利益体，更加巩固教师的选择标准。

这样，高分成了与教师个人利益直接挂钩的利益源，他们的教学方式就自然是应试教育。

如果教师利用大量的时间搞多样化教学，往往会受到其他同事（尤其是处于同一利益体的班级教师）的讥讽甚至排斥，忍受讥讽也是教师改变应试教学方式的社会成本。

另外，对于学校教师来说，经过多年的准备和适应，已经习惯于既有的教材、当前的教学模式和现有的规章制度，他们并不会因为国家颁布了一项教学改革的命令，或者因为这种改革对学生长远发展更有利去打破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

更何况新规章的执行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素质教育”要求教师改变以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能再重复使用几年前的教案，而是要根据学生的差异进行差异化、多样化教学，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建设，要花费更多的心思去琢磨能激发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式等等。

所有这些也增加了教师的个人职业成本，而他们的选择标准仍然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只有当国家颁布的命令、学校管理者制定的规章制度、或者学生的利益的改善，可以影响到教师的“个人利益”时，它们才能激发教学革新的动机。

只有可以增加教师的职业收益，或者可以降低教师职业成本的命令和规章，才能被教师自觉遵守与执行。

[9](P8)然而，现行的体制最能增加教师个人利益的就是学生的高分、班级的高升学率。

相反，自己的教学改革却为自己增加了职业社会成本。

所以，应试的教学方式也是教师的理性选择。

最后，应试教育体制的适应性预期。

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从而形成对正式规则的补充并延伸到具体的应用中，这自然会使人们产生适应性预期。

当人们预期到这一制度将延续，预期到他人将会按照这一规则行事时，自己就会首先按照这一规则行事，其结果必然是强化了制度本身。

[10](P170)高考的招生录取制度、就业时的人事选拔制度等都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强硬盔甲。

录取是以分数为准绳；人事选拔上唯学历是从，尤其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让人们对分数寄予了更高的期望。

目前的国家公务员报考，部分职位有学历的限制。

中国本就是一个受“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极深的“官本位”国家，这就更强化了学生和家长的高分信念，高分——高校——高学
历——好职位是现实赋予他们的思维逻辑，这些正式或非正式规则成了他们行动的规则，在博弈的过程中，都理性预期到对方会采取应试高分策略，自己最优的选择也只有应试高分，从而为获取高分而采取极端的做法也是合理的。

当我们学校一些行为（如为学生补课、培优等）被限制以后，这些行为转换成学生家长的行为了，在博弈中，家长们进入了囚犯困境：谁搞素质教育谁吃亏，谁不搞应试教育谁就被淘汰。

3、意识形态与应试教育体制的变迁
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政治和社会中的具有影响政治判断和社会选择的价值观与行为的思想体系。

意识形态一旦进入社会约束范畴，它就会长期地稳定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判断，强化社会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11]（104）当意识形态强烈地影响着现有的教育活动和制度活动的时候，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可能的空间就很小。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本质上是文官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

它存在的目的是帮助政府培养与挑选官员。

凡是培养官员不需要的专业，它就不设置。

国家垄断了教育权，把教育变成了政治的一部分，并通过组织统一考试来使教育服务于建立和维持中央集权大一统。

科举制度随后被废除了。

但科举教育制度的核心——集中统一考试以及国家垄断教育，却被继承下来了。

通过这样的考试安排，个人丧失了自主性，而只能被动地服从“需要”。

所以，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禁锢了人的思想，是教育制度中弊端最大的一个部分（刘军宁，2006）。

我国自采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以来，读书、考试、做官就三位一体地发挥作用，这种经过数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

在古代要报效祖国也只有做官一途为正途，读书则可能做官，做官必须读书，金榜题名是人生的至高追求，被古人誉为人生三大幸事之一。

延续至今表现为家长重视子女的教育，鼓励、帮助、支持子女通过教育走向仕途、博取功名，从而形成了中国特定的考试价值观，使教育——考试——谋取好职业、博取功名的价值观念一直占据主流地位。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几千年来左右着我国教育的走向，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读书崇拜就越严重。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尤其是官僚体制余毒未清的中国社会，教育被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最伟大工具”，它给所有人以向上的希冀。

贫寒子弟通过求学来改变命运，是中国平等竞争、人尽其才的一个千年传统。

在农村，这种思想更是根深蒂固，家长把上大学作为改变孩子命运以及家庭现状的惟一出路，当然会在孩子身上“押宝”；城里的家长更清楚就业形势的严峻，孩子上不了大学，就不能为“仕”作好铺垫，而中国社会“官场”的优越性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

然而，要获取高学历的惟一筹码就是高分，至此，唯分论、应试教育也找到了思想的渊源。

从民族心理来说，中华民族喜欢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思变革，对新的事物有一种天生的排斥。

在教师的作用中，人们千百年来信奉的是韩愈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之说。

与此同时，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的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

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这种经由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心理和习惯，使得应试教育成了人们普遍认可、接受的现实。

4、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利益集团
任何制度安排都会造就相应的利益集团，有的是既得利益集团，有的是在制度的运行中，充分利用了现有制度而发展起来的新生利益集团。

应试教育与相应的利益集团是一种互相促进、相互强化的关系。

在应试教育体制的长期运行中也形成了相应的利益集团，以中小学教科书的供给为例，应试教育体制规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学生使用的正式课本，同时，教育法还规定，适龄儿童必须上学，而上学的儿童必须购买教科书，这就使教科书成为了一种义务消费商品，而且消费主体和消费决策相分离。

因为教科书在我国是实行中央政府指导下的省级人民政府定价制；其生产和销售过程存在政府规定下的专营和垄断经营，即我国的教科书是一种受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经济管制的商品。

据新闻出版署的统计，1998年全国出版中小学教材40亿册，定价总额为165亿元。

因此对于出版发行行业来说，教科书意味着巨大商机。

再看利润的分层情况，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印刷由省级新闻出版局制定下属的某几个出版社和印刷厂印刷出版。

所有中小学教材均由新华书店独家发行。

新华书店的发行折扣为定价的30%，其利润约占定价的20%；省出版局的利润定价为定价的30%；原材料费、印刷费、管理费等为定价的40%。

”“教材出版利润率在2000年以前平均为15%－20%”， [12]（P242）这种丰厚利润造就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为保持既得利益，必定会捍卫应试教育体制，成为应试教育改革的强大阻力。

此外，白热化程度的应试教育已经形成了考试的“产业链”，也孕育出各种利益集团，就是一些教育界泰斗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也被囊括其中。

面对众多“应试技巧”、“轻松过关”、“挑战数理化”、“理化生难点解析”、“历年真题详解”、“模拟……”等学习资料，家长和学生选择的依据无疑是编者的影响力，甚至部分编者就是历年的出题委员会成员或教师。

应试教育要改革，素质教育要推广，最终还要落实在教师的教学实践上，然而，作为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受益者，他们的选择只会以“个体效益最大化”为标准。

5、教育评价技术水平与应试教育体制
在一个社会中，制度状态与技术状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技术变化决定制度结构及其变化，理想的制度安排由于相应技术的缺失只能望制兴叹。

一项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