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理论培训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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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培训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1891-1946年)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其一生经历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提出了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1)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陶行知原名文浚，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1909年18岁时考入南京汇文书院，1911年汇文书院与其他教会学校合并为金陵大学，陶行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文科学士学位。之后筹款赴美留学，1915年获得伊利诺大学政治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受业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和著名心理学家孟禄门下，深受二者，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1917年陶行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都市学务总监”的资格文凭。同年秋，怀着“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伟愿望回国，踏上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改造中国旧教育的漫漫征程。

陶行知回国之后，先后担任南京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等职，1922年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至1926年主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6月，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在南京组织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他在《平民教育概论》中说：“平民教育运动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平民教育运动是陶行知为人民大众的教育而上下求索的起点。他怀着满腔的热情为平民教育而奔走呼号。为成功地实施平民教育，他与朱经农合编了《平民识字课本》，力图使不识字的人在四个月内读完这套课本。自1923到1926年的几年里，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他到处发表演讲，广泛地接触贫苦大众，在家庭、街道、商店、工厂、机关、军营、监狱、寺院、蒙古包，到处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为实践平民教育的理想，他甚至在自家的门口挂上了“笑山平民读书处”的牌子，给人们识字读书提供方便。为了接触平民，教他们识字读书，陶行知放下大学教授的架子，脱去西装，换上中式棉裤棉袄；脱去礼帽，换上中国传统的西瓜小帽；脱去皮鞋，换上布鞋、草鞋。亲自与老妈子、洋车夫、小摊贩等贫苦民众倾心交谈、通信，指导他们学习。

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陶行知迫切希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自20年代起，他就抱定拳拳教育救国之心，竭尽全力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先后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等，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晓庄学校时提出来的。1930年，晓庄学校师生为反对英、日军舰侵入长江和支援下关工厂工人反帝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锁晓庄学校，逮捕革命青年，并通缉陶行知。他被迫流亡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无情地揭露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积极主张抗日救亡。1934年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正式更名为“行知”。表明坚信辩证唯物主义。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十分高涨。陶行知撰文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于12月12日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发起成立“国难教育社”，倡导国难教育。1937年，陶行知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并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并向海外华侨和欧、美、亚、非人民募捐，支持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陶行知在伦敦期间，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并写下了“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的著名诗句。1938年陶行知回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议。会后与晓庄校友共同在桂林成立了“生活教育社”，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1939年在重庆附近的合江县创立了育才学校，为革命战争培养人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撰写了《创造的儿童教育》等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法西斯教育，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教育，并提出“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四大方针。1945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陶行知作为人民团体的代表，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抗

战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陶行知也被列入黑名单，但他临危不惧，曾对郭沫若、翦伯赞说：“我等着第三枪”!7月16日，他在给育才学校师生的信中说“我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陶行知先生为育才师生留下了极其珍贵的遗言。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先生因劳累过度，心情愤懑，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

(2)论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生活教育理论是他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时逐渐形成的系统理论。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观点也在不断地变化。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由此可见，生活教育的指导思想就是强调教育必须以生活为中心。四十年代初，陶行知在《谈生活教育》的一封信中比较集中地概括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几个要点。陶行知说：“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即教育法。”

显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把生活与教育混同，没有意识到生活与教育之间的区别与内在联系，忽视了教育的特殊性。但是，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是想借用教育的力量，来达到“达民之情，遂民之意，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在陶行知看来，中国遗留下来的旧教育，生活与教育之间是脱节的，旧教育“教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教育是生活与教育脱节的、隔离的，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不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生活即教育就是要求把儿童从成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因此，生活即教育所强调的是教育必须以生活为中心，反对教育以书本为中心，认为没有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他，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了，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因此，他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关在鸟笼子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是要把鸟笼子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的范围。他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传统的教育把学校与社会隔绝，学校与社会之间有一道高墙。“社会即学校”就是为了冲破这道高墙，从而把学校伸张到社会，从而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茶馆、戏院、破庙、茅棚等，都可以成为大众的课堂。当然，陶行知指的是广义的教育，指的是与传统教育相对立的大众教育，并不是取消学校教育。“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主要的教学理论。他反对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种陈腐的教学方法，主张教学做合一。陶行知说，“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的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同时，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他还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