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兴起

中世纪欧洲兴起中的大学
早在二十世纪初，我国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提到了一些大学生现状:“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

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吾今日观之，今之大学生，十有八九如是者!而受毒害之深更为甚矣！呜呼！吾实不愿看是矣，大学之道，在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止于至善。

最起码我来之初衷如是，但能做到者，少之又少。

现在意义的大学起源于西方，我国的大学，颇显中国特色，此亦无可厚非，但大学之精神绝不可失。

倘若能有大学传统之风范，坚守大学之精神，我想也不会有碰到钱学森之问的尴尬了。

种种现状，令人堪忧，吾有感于是。

我希望能在最初的大学生的最初的梦想和大学的起源中寻找那些年我们远离的大学。

一、大学的起源
中世纪之时，无分国界，毫无疑问地，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都处于基督教的掌控之下。

当然，教育也不例外，大学诞生之前的11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都是教会学校，毕竟，教会也需要培养一些为其所用的教会人员。

其实，有些国家的教会由于有从其他国家的学生来学习，便开设一些专门接收外国学生的课堂，这些外部课堂所教的也很多不是教会的知识。

多为一些基础性的，跟古希腊、古罗马的相似，有文法、修辞、逻辑、几何等。

不过，那些具有国际性和世俗性的学堂后来遭到一些教会教士的反对而关闭了。

但是，人们的求知欲是教会不可战胜的。

尤其经过了加洛林文化复兴以后至11世纪，大量的古希腊典籍经翻译后不断的传进欧洲，而且，十字军的东征，也使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西传。

新文化的传人，使欧洲在基督教文化压逼下得到一丝的滋润。

然而，教会的迂腐、经院哲学的空洞和世俗皇权强化，更让人开始关注和思考世界、人生。

日耳曼蛮族虽然践踏了整个欧洲，但遇到了文化，也会在某种程度“软”下来。

像查理曼大帝，戎马一生，铁蹄踏遍欧洲。

但也创造了一个加洛林文化复兴。

同样，随着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原有的教会学校不满足社会对文化的需求了，教皇也允许一部分教师脱离教会开立“私塾”，在相似文化背景下，欧洲学子在国际间流动成为可能，就像我国春秋战国时的稷下学宫，在巴黎、波伦那，形成了著名的学术中心。

欧洲教授、学生，皆为学问来，为学问往。

为了知识，他们走在了一起！
另外，城市经济的繁荣，令社会的关系，纠纷日益复杂。

由此，各种经济的纠纷需要法律的裁决、法律人才的处理。

世俗与教会的矛盾也各自需要学校为其合理性的解释。

城市行会的兴起，也创造了“行会规律”，即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有共同的利益的群体结合起来，增强抵抗他方侵害利益的力量。

当然，大学也不例外。

大学的诞生，有其模糊性，当今世界上最早诞生的两所大学——巴黎大学、波伦那大学。

都找不到一个确切的校庆日，其实，很多历史事件也是这样，在人类活动的必然和偶然中，它就发生了，但可以确定的是，欧洲最早的大学诞生于12世纪。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大学（universi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unversitas”。

原意指“行会”“协会”“协同组织”的意思。

为了与其他的行会区分，大学还曾
用“scholar of university”来命名其组织。

后来，大学有了固定的教学地方，又出现了“stadium general”一词来表示其组织。

到13世纪末，“university”和“studium general”意义逐渐统一。

反观，大学的诞生史，也是一部斗争史。

相比现在，当时的大学极其具有国际性，学生、教授都可能不是同国家的人。

自发形成的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学生住校，也没有固定的房子。

所以，学校日常教学和学生住的地方都得在当地租借。

试想，一个城市里著名的学术中心有两三千人在租房，那绝对是一件令人关注的事了。

年轻的学生血气方刚，本地居民也绝有排外的思想。

学生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可不会对随意提升的房价、物价坐视不管。

在这种情况下，教授、学生们往往会联合起来与当地的居民对抗。

结果，当然是购买服务的一方胜出了。

另外一方面，大学作为学术中心的影响力之大，令教皇和国王都垂涎三尺，他们都极力想将其控制以借助他的影响力来维系其统治地位，而大学，也想得到方方面面的特权使自身得到发展。

这样，大学与教会、国王的矛盾也随之而来，不过，这也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据说，巴黎大学的教皇特许权和国王特许权都是通过学生的流血冲突争取而来的。

其实，教会、国王也绝不会认为一个从事教育知识文化的行会会威胁到其统治来，出现冲突，小惩大诫，也可以退一步求其全，也没必要与大学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有了官方的特许权，一个从事文化教育的行会正式以合法的地位出现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的诞生并非以是否得到官方的认可为标准。

前面说了，有其模糊性。

像巴黎大学，波伦那大学在官方认可之前，早已声明远扬了。

二、兴起之时的大学概貌
需要说的是，并非所有大学的面貌都千篇一律，在这里，只列举一些最早的最有名的学校的主要面貌。

以巴黎大学、波伦那大学为例，这两所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在大学兴起之初一直是其他大学建立的模范，实为众大学之母，而且，知识是相通的，能了解这两所大学的概貌，其他大学也就大同小异了。

1、大学的管理机构
前面有提到，当时的大学没有固定的资产，课室、宿舍都是在当地租赁的。

不过，他们有管理机构，大学下设有学部、民族团。

学部以不同学科为划分标准，而民族团则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组成的团体。

在巴黎大学，有四个学部，分别为文学部、神学部、法学部和医学部。

而波伦那大学则只有法学部。

巴黎大学，波伦那大学都有两三千人。

在巴黎大学，学部为主要管理机构，在波伦那大学，则是民族团重要，学校校长由民族团产生。

后来，巴黎大学产生了学院，学院原来是给住不起租房的学生的栖身之所，后来演变成了集中教学、住宿的学校主要地方。

2、学位与课程
学生14岁便可进文学部学习，需在在那儿学习6年取得学士学位，之后，才可以到其他学部学习。

文学部主要课程是“七艺”，即修辞、文法、逻辑、几何、数学、音乐、天文学等，其中逻辑最为重要。

教科书主要有阿伯拉尔的《是与否》、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等。

法学部学的主要是民法与教会法，巴黎大学不被允许学习民法，而波伦那大学则民法著称。

教会法的教材有《教会法典》、《教规集》等。

民法则奉查士丁尼时编纂的《民法大全》为圭臬。

医学方面学习
的文献主要是希拉克拉底、盖伦的著作和阿维森纳的《医典》等。

最初的学位证书只是授课许可证，用以证明证书获得者具有授课的能力。

可是，获得学位证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生需要考试，还要在教授面前试讲，得到校长许可。

方可得到证书。

在文学部学习6年后，通过考核后，得学士学位。

升入其他学部后，需学习六年到十几年不等。

方得博士学位。

3、教与学
首先要说的是中世纪的伟大的教授们，正是有由他们组成了学术团队，把爱知识、爱学问的学子吸引过来，以成其为大学。

可以说，教授在那，高深之学问就在那。

牛津大学的起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167年，由于受英法外交关系的影响，在巴黎大学的英国教授、学生集体迁回牛津镇，之后直到现在，牛津大学一直是享誉欧洲的名校。

和现在相同，教授不仅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他们也是高深学问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在12世纪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波伦那，教授们总是站在国王的立场上反对教皇，甚至他们还成了意大利国王的法律顾问，再后来，波伦那大学的法学部还成了城市立法的理论基础。

当时的教授们说：“如果没有学生，大学便是一个可以很享受的地方。

”这不无道理，要管教好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猴子，可不是一般的简单啊，都是一群极具个性的年轻人。

当时大学的学生们，不像现在我们那么多课，他们的生活类似我们现在大四的“校漂”。

不过他们有明确的学习内容，学习气氛也很活跃。

但他们很少人混日子，他们的初衷很好，而且学校有严格的毕业考核。

由于学校环境宽松自由，所以当时的穷学生和富学生生活差异比较明显，穷学生可能只能住在破旧的学院校舍中，而富学生则在外面租赁昂贵的房子且有专门的仆从照顾其饮食起居。

穷学生一般比较勤奋，而富学生则热衷于法学，他们听讲座，他们在课堂上辩论，为了通过学位考核，他们丝毫不敢松懈。

那些年，他们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电脑。

但他们很快乐！试想，有相同求学愿望的年轻人，为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而聚集在一起学习，一起交流。

那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吗？
教授们由学生聘请，他们必须对学生负责并做出承诺，他们的课，必须讲到详细而明晰，当某个教授开设的课程听讲的人少于一定数量的人时，该课程是不被允许继续下去的。

反观当今的大学，好像刚刚相反，是学生要对教授负责，不过钱还是学生出，学生不来听讲，责怪的是学生，反正，无论老师讲得好不好，学生都得听他讲。

还有，辩论也是上课的一个重要方式，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两次学术辩论。

而今的大学呢，不仅没有辩论，连谈论也是极少的。

三、大学的兴起——黑暗中的人类之光
对于中世纪，人们多持否的态度，欧洲的人文主义将他称作“黑暗的世纪”“被插入的世纪”。

可又正是这个民不聊生时代的欧洲，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娇艳之花——大学。

无论是思想多么愚昧的时代，追求真理、追求知识，都是人类永不停止的进程。

知识给追求光明的力量，随后人类又以其力量改变世界！
参考文献：《中世纪大学》<法> 雅克˙韦尔热著王晓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大学的兴起》<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梅义征译上海三联书店
《外国高等教育史》黄福涛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西方文化史》庄锡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世界中世纪史》孟广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