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_范金民

乃势所必然;另一方面,随着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长江这条全国最长、水量最丰的天然河道,其航运价值日益被开发利用,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的流通渠道。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

比较各区域之间流通的商品结构,我们可较清楚地看到各区域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肥料等低值商品,输出棉布、绸缎等手工业品为主,属高收益型经济格局。珠江三角洲输入粮食、棉花,种植果、桑等经济作物以供加工输出;同时转口贸易迅速发展,一种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不过,这种经济格局的形成并非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政府的/独口通商0政策。长江中上游的湖广、四川等省以及新开发的东北和台湾,主要输出粮食、竹木,输入棉布、绸缎等手工业制品,即输出低值商品,输入高值商品,在地区分工中显然还处于劣势。华北平原在明代曾大量输出棉花,换取棉布等手工业品;清代随着本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从输出为主改为自用为主,并且已有能力与江南棉布争夺华北、西北、东北市场。华北平原虽然还需要输入大量绸缎、纸、糖等手工业品,但至少在棉与布这一对原料与制成品的流通上,其劣势地位已得到根本改观。比较分析各区域间的流通特点,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商品流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流通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各区域之间的物资交流,有无互易,更为重要的是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从表面上看,这种分工似更有利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但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流通也促进了后起地区的发展,为它们迎头赶上提供了机会。

四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这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实际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同时也是市场网络和市场机制的形成过程。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有赖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优势互补;而商品流通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畅通的、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产物。

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如广州、厦门、上海、天津、九江、汉口、重庆等等,这些港口城市大多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的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收稿日期> 2003-10-15=作者简介> 许檀(1953)

),女,天津人,南开大学中国社

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

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

范金民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在中国区域史研究中,江南是成绩斐然的区域。而在江南区域,市镇史研究又是尤为突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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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的江南市镇史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1964年,傅衣凌先生发表5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6一文,此文可以视为江南市镇研究的开拓性成果。70年代中期,台湾大学刘石吉先生以清代江南市镇为硕士论文内容,于1978年发表了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的数量、专业市镇以及太平天国后江南市镇的发展的3篇系列论文(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为5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6一书),这是江南市镇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成果。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城镇化建设和市场经济步伐的不断加快,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之一的江南,其市镇发展的历程也备受学界注目,江南市镇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而且20年来绵绵不断,高质量的论著源源不断地推出,其中大多数论著又问世于90年代以来。今试举其主要者,中国大陆学者,有傅宗文的5宋代草市镇研究6,樊树志的5明清江南市镇探微6,陈学文的5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6、5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6,太仓市政协编的5刘家港研究6,朱小田的5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6,包伟民主编的5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6,陈国灿、奚建华的5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6,马学强的5从传统到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6,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的5小城镇,大问题6、5小城镇,新开拓6等专著,费孝通、洪焕椿、王家范、蒋兆成、陈忠平、范金民、夏维中、吴建华等人的论文以及王卫平、单强、张海英等人著作中的市镇内容;台湾学者,有梁庚尧的5南宋的市镇6一书,李国祁、刘铮云、范毅军等人的论文;日本学者,有森正夫主编的5江南§Ë 市镇研究6,川胜守的5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6等专著,松浦章、新宫学、稻田清一等人的论文以及滨岛敦俊、夫马进、岸本美绪等人著作中的市镇内容;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的5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6(G.W.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赵冈的论文等。这样丰硕的成果,在江南区域史研究中极为醒目,成为20多年来江南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

这些研究,涉及到了江南市镇的各个方面,如樊树志的市镇专著,对明清时期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市镇作了分类和典型分析,论述了市镇的结构和网络及市镇风俗文化;陈学文的论著对明清时期杭、嘉、湖三府以及嘉定县的市镇作了系统的梳理;包伟民主编的市镇一书,对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的江南市镇,从街区型制特征、居民职业与阶层、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生活水平及人口城镇化、市镇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等方面作了多角度的探讨;朱小田的专著对近代江南乡镇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转型作了考察;马学强的专著对近代江南城镇包括市镇的土地产权作了富有创意的探讨;森正夫主编的著作从历史学和地理学结合的角度对江南市镇作了概括性研究,并对朱家角镇的兴衰和清末松(江)、太(仓)地区市镇的镇董作了开创性研究;川胜守的专著对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从市镇与交通、市镇与水利、市镇与商品生产、市镇的同乡组织、市镇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市镇人的信仰与市镇的四季生活、市镇的共同墓地与义冢、市镇的治安设施与制度、市镇社会等各个方面作了深广的探讨;洪焕椿的论文从江南农村产业结构的特色入手,对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原因作了深入探讨;王家范的论文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结构、历史价值以及市镇大众消费作了论述;陈忠平的系列论文对明清江南市镇的命名特色、类型、生活、社会组织等作了细致的探求;蒋兆成的论著对明清江南市镇的功能特点作了探讨;范金民的论著对明清地域商人与市镇经济的关系以及苏州府市镇的分布特点作了探讨;夏维中的论文对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市镇的兴衰作了考察。

20多年的市镇史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缺陷或不足也相当明显,仍有进一步深化和开拓的广阔空间。

一是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有关明清时段的研究较为精深,当代市镇的现状揭示得也较为清晰,而有关民国时段江南市镇的研究却刚刚起步,资料利用的面还很不宽,选题仍局限在有限范围,论述也不够深入,留下了诸多空白点。

二是受到某些时段特别是民国时段研究不足的局限,江南市镇从兴起、发展、兴盛到转型、变迁的全过程就无法系统链接,其特点就不能清晰地揭示出来,市镇与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就难以真正诠释清楚,市镇在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就无从谈起,经济现代化包括市镇现代化的代价和成本更未见探讨。

三是研究的地域范围,由于受资料的局限,实际上始终未能涵盖到整个/江南0。既有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相当于明清时期的苏、松、太、杭、嘉、湖五府一州地域,而对江宁、镇江两府几乎未予注目,对常州一府也论者甚少。这使得江南市镇研究的成果同其他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一样,虽号称江南,而实际上只是对江南核心区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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