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副词

“程度副词+名词”作为一种独特的句法结构形式，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在许多著名文学大家的作品中偶有出现，但真正大量流行起来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从语法学角度，程度副词一般不能与名词直接组合，“程度副词+名词”是一种不规范的语法现象，但事实上“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不但没有影响到听话者或读者的理解，它所具有的独特的表义功能和语用特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在言语交际中广泛使用，取得特殊的表达效果。本文研究的对象由程度副词(如“很、太、非常、十分、特别”等)与名词组合构成的“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如“很中国”“非常阳光”“太娘娘腔”等等，这里的“名词”也包括名词性词组在内。本研究围绕这一语法现象的兴起，向语法学界的传统观念发起了冲击，努力富于语言学新的研究价值。本研究对现当代文学作品、新闻媒体以及互联网中大量语料进行分析总结，运用语义特征分析、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理论等理论方法，着重从语义解释、语用意义、认知机制、语法化表现和机制这几方面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内容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前言；内容有本文研究对象、前人的研究回顾、前人研究的不足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见，主要提出核心问题、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的择定。第二部分分析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义特征和语义解释，主要从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和名词的语义特征两个角度分别加以考察，认清“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和名词的语义特征，从而对“程度副词+名词”整个结构的语义特征做出合理的解释。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概况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用价值。第四部分分析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机制及其语法化特点。第五部分是总结。本研究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具有量度义和描述性的语义特征，在语用价值上弥补了同义形容语的缺失，拓展了部分名词的

描述性性质，表义上具有模糊性，言简意丰，使语言更生动、时尚，情感更鲜明，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同时本研究还对前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修正、补充，力求揭示这一结构的产生原因、语义特征、使用价值，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内在规律。

刘景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 文章从1924年起，分4个时段对“副+名”的研究历史进行了梳理，进而对今后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提出了一

些建议。[关键词] 副+名；副词；名词性成分；修饰,副+名”是指副词和名词或名词性成分（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简称“名词”）在时间轴上的线性排列，不同于“副词修饰名词”这个概念。它所涵盖的范围大于“副词修饰名词”的范围，即二者之间是包含和包含于的关系。有关“副+名”研究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1924年，至今已历经七十余年之久，根据对“副+名”研究的进展情况，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24－1959这段时期对“副+名”的研究还只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没有关于“副+名”研究的专题论文或专著出现。相关的问题也只散见于教材或语法书，也只是在对副词进行定义时提到的。并且一致认为副词是不能修饰名词的。比如：最早论及“副+名”的是黎锦熙，他指出：副词“是就事物的动作、形态性质等，再加以区别或限制的；所以必附加于动词、形容词或旁的副词等。”[1]后来的初中《语文》课本也指出：“用在动词或者形容词前边，表示范围、程度等，而不能用在名词前边的词叫副词” [2]；吕叔湘也主张：“限制词（即副词——引者注）一般只用做动词或形容词的加语，……方所和时间限制词可以做名词的加语”，并举了例子：“这里的天气；一会儿工夫”[3]；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也指出：副词“能限制或修饰动词（如…不去‟）、形容词（如…很好‟），但是不能限制或修饰名词（不能说…不人‟、…很人‟）”[4]；陆志韦在《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副词下定义，但是大致也是指附加于动词、形容词或另一个副词的词语。黎锦熙、刘世儒也主张：“副词也是表示情形，用来区别（修饰或限制）动词、形容词等除名、代、助、叹以外的一切词的”[5]。这些关于副词的定义，除初中《语文》课本和《语法修辞讲话》外，基本上是沿用了英语中adverb的定义，或《马氏文通》关于状字的定义，但是观点是一致的，即否定副词修饰名词，这直接影响了后来对于“副+名”现象的研究，使得现代汉语语法在这方面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但是当时中国的语法学尚处于草创时期，对于专家学者们在这方面认识上的不足，我们无可厚非。1960－1966结构主义语法的引入，在中国传统语法领域里形成了一股微弱的冲击波，但并没能够动摇否定观的主导地位。中国第一部主要借鉴和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汉语的语法著作是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该著作虽然仍对副词能否修饰名词持否定态度，但已指出有特殊情况，并进行了简单分析：“副词通常不修饰体词，有几个副词可以这么用，大都跟数量或范围有关”。可是陆志韦却从构词法的角度分析了“最、仅、顶”等几个副词用在方位名词前的情况，并指出“副+名”是客观存在的，“副+名”的功能相当于名词；对于副词是否转化为形容词也没有作出肯定回答；对于“副+名”到底是词还是词组也只是提出了有商榷余地的看法，不过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是词组，即倾向于副词能修饰名词。这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有很大的偏差的，并且证据也不是很充分，多采用“大概、好像、不宜乎”等词语。这个时期出现了专门研究“副+名”的论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邢福义（1962），这篇论文是为了反驳张静（1961）的一些

观点而作的。张静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副词真不能修饰名词吗？我看能。……从数目上说，这绝不是…特殊‟现象。”[6]并且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邢文针对张文“肯定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也是一般现象”这一观点，先排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容易引起错觉的现象”[7]，认为这些现象（即张文中的例子——引者注）中或者是名词为名形兼类，或者是副词修饰主谓短语，同时，指出了副词修饰名词现象的四种类型：副词+数量名结构；处所名词+副词+名词；时间名词+副词+时间名词；副词+方位名词，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现象。我们认为，从数量上看，仅这四种类型已经不少了，再冠以“特殊”二字多少显得有点不太合适。朱德熙（1961）指出：“严格的副词，即符合下列两项标准的词：（1）能够修饰动词或形容词；（2）不能修饰名词，不能做主语、宾语、谓语。”不过，“其中有一部分可以修饰数量结构或…数·量·名‟结构”，之所以不把副词修饰数量结构或数量名结构的现象看作是副词修饰名词现象，是因为“这就跟我们说的副词不能修饰名词有矛盾”[8]。这样看来，人们当时已经注意到了有与既定的副词的定义相冲突的现象，但人们并没有客观地对待它，而是被动地去修订那个定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既定的观念、理论对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多少时有点桎梏之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很多学科的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语言学的发展也不例外，这段时期的语言学界曾一度陷入沉默，但是，语言学者们并没有停止耕耘，他们等待的是厚积而薄发，改革开放就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1978－1989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沉寂许久的中国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万物复苏，语言学也借着这股春风开始蓬勃发展。对“副+名”的研究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这个时期专门研究“副+名”的文章并不是很多，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肯定说，即对“副词修饰名词”持肯定态度。如马真（1981）一文专门讨论了副词修饰数量词的现象，对于能够修饰数量词的40多个副词进行了分类，并做了系统的考察，指出修饰数量词的副词主要表达七种意义：言够、言少、言多、等量、估量、

实量、总计[9]。李珠（1980）指出：“有一些副词可以直接修饰数量词语”[10] ，如“想去看

比赛的就一个人”，而对于放在主语前面的副词，作者认为是副词“修饰主谓短语（小句）”，如“大概他不会来了。”滕安利（1982）运用类比的方法分析指出，诸如“就厂长没走”之类的“范围副词+名词性主语+谓语”的结构，范围副词，尤其是“特指部分的范围副词，如只、仅、就、光、单、单单、仅仅、唯独、大凡等等可以修饰名词、代词、名词性词组。”[11] 另外，柴世森（1980）对副词“最”进行了个案考察，得出了“说副词不能修饰名词，就值得讨论了。…最‟就能修饰某些名词”[12]的结论，还对“最”能够修饰名词进行了分类，主要有：大部分的方位名词、一些抽象名词、一些具体名词。（2）否定观。持否定观的学者多是采用“词类转化说”来解释这种现象。如吕叔湘（1989）认为：在“真的，小颜，有时候你太感情了。”这样的程度副词+名词的结构里，是“把别的词类当形容词用”[13]了。方华（1986）回顾了以往的研究状况，并运用词类范畴的历史性解释“副+名”现象，认为这里或者是副词转化成了语气词、连接词，或者是名词已经不再是名词，而是转化成了形容词。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外，这个时期还有一篇文章非常值得重视——李一平（1983），该文章没有对副词能否修饰名词发表见解，而是考察了“副+名”的分布环境和限制条件，主要有四种情况：副词位于做谓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副词位于做宾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副词位于做状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副词位于做主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并指出，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大部分都出现在句子环境里，即副词修饰名词并不是完全自由的[14]。长期以来，对于“副+名”现象人们只关注副词可不可以修饰名词这一点上，并且尚未得出一致结论，这篇文章的发表，为我们的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子，拓宽了研究思路。总的来说，由于受到文革的重创，人们的知识结构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