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张瑜：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第一届毕业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瑜在纪念我们敬爱的系主任和恩师，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钱学森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想主要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为线索，探讨如何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问题，并以此缅怀和纪念钱学森先生。

一、引言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一位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杰出的教育家。

钱学森先生是发起和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成员之一，是以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主任委员的、科大建校筹备委员会的十位委员之一。

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全科学院办校，研究所与系结合）办校方针的形成中，在担任近代力学系（原名力学和力学工程系）首任系主任并确定近代力学系办学方针、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而亲自指导学生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等开创性的工作中，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对全国教育界都很具影响力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基础课”[1]，“近代力学的内容和任务”[2]等指导性文章。

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指导下，在郭沫若、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的鼎力运筹下，一所以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填补我国科技空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主要目标，实行理工结合的新型大学，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组建成功了。

这堪称世界科学史与教育史中的一个奇迹。

五十余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多方面的骨干，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中，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为例：在中国科大五万多名本科毕业生中，涌现了五十多位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

这种千人出一院士的比例在我国高校中列名第一，且遥遥领先。

在钱学森先生主持工作的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文革前入学的1958级至1965级这八届毕业生共一千人中，出了七位院士，比例为千人出七院士。

而在他亲自授过课的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和第二届（即1958级和1959级）共约五百名毕业生中，出现了五位院士，形成了百人出一院士的比例。

如果以有更多机会接触钱先生、聆听他教导的第一届（即1958级）学生为例，那么在近代力学系二百多名首届毕业生中，就出现了三位院士，形成了不足一百人出一院士的格局。

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与钱学森先生的培养教育，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有极大的关系。

这一人才培养成绩的得来，绝非偶然。

学习、研究和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既具理论意义，又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开创未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为什么我要改变高考第一志愿？历史翻回到1958年的初夏。

那时我正在北京四中上学。

高三的第二学期，莘莘学子们开始为填报高考志愿处心积虑——要列出一个国家很需要、很有发展前途而同时又是自己很喜爱、且能够发挥自身长处的志愿序列表。

北京四中是一所名校，学生们的平均学业水准较高。

当时我和许多同学并不愁考得上考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如何填报好第一志愿。

那时北京四中理工方面的课程很强。

物理老师张子锷化学老师刘景昆都是全国闻名的特级教师、劳动模范。

前者是全国人大代表，后者是北京市人大代表。

物理是我的强项，想来想去，第一志愿还是报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吧！因为当时它被广泛认为是最难考的，搞尖端科学的专业（比如原子能等等）。

其实对于高中的物理课程，我最喜欢和擅长的是力学部分，原子物理还在其次。

前苏联1957年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极大地鼓舞了有志学航空航天和火箭技术的人，而我对航空航天几乎着了迷。

对于什么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以及运动学，动力学，以至天文学兴致很高，求知欲很强。

我曾不止一次地去当时的“中苏友好协会”礼堂，观看前苏联有关宇宙航行的科教影片和科学幻想影片，对其内容至今印象很深。

怎奈不知道该报哪所高校的什么系或专业为第一志愿，将来才有机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或研制工作。

一天傍晚，我父亲从北京市教育局开完会回家。

他当时任北京市第50中学校长，因学校离家远，工作又忙，通常只有周末才回家。

不知是因为教育局离家较近？还是他特意回来一趟？他手里拿着一个不大的笔记本对我说，会上传达了一个即将见报的重要消息——中央决定成立一所新型的，专攻尖端科学，以填补我国急需空白学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开设与火箭、人造卫星等相关的专业；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还有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高分子物理与化学、技术物理、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等等相关的系和专业。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可找到我倾心的学校、系或专业了。

钱学森先生当时就是一位在国内外素享盛名、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科学家了，是许多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对我来说也不例外。

能有这样的名师教导和引路，是我的渴望。

于是我暗下决心，把高考第一志愿义无反顾地从著名老校——清华大学的金牌专业工程物理，改变为新创办的中国科大力学系。

可以说，中央鼎力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先生任力学系主任这一事件，在我成长道路的重要路口，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如果没有中央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决心、魄力和远见卓识，如果没有钱学森先生的影响力，这一改变是不可能的。

1958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以“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的一项重大事件”为题，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正式成立与开学[3]。

三、钱学森先生亲自为我们制定教学计划，聘请“科学院的大炮”（顶级科学家）为我们授课钱学森先生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

他并不因肩负国家航天工程重任，工作繁忙而放松对科大力学系的领导工作。

他科学地、富于远见地确定力学系的办学方针，精心安排力学系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师资力量，工作做得非常深入、细致、到位。

实践表明，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具有卓越组织管理才能的教育家[4]。

开学之初，他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指导方针，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点：1.教学内容要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

他指明，对学生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应当类似于“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或者说，是具有一定工程技术才能的科学工作者。

他不赞成在科大培养远离工程技术与工程实践的专门的理论人才，也不赞成在科大培养缺乏科学探索精神与能力、只了解工程知识的单纯技术型人才。

他认为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要求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

2.为了达成上述培养目标，他使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打好坚实而又宽厚的基础，既包含较深厚的科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也包含如工程制图、材料力学、机械原理等必要的工程设计方面的基础。

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是多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

如果基础薄弱或过于单一，将严重影响科技人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根据工作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开展工作的能力，进而将阻碍科学的发展与技术创新。

他曾形象地比喻，我们的知识结构应当像“金字塔”,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空间，才有后劲。

对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设置，则突出了先进性与前瞻性，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紧密相连。

此外，对于科学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风的形成，对于刻苦钻研业务的意志与毅力的培养，除在各门课程进行的过程之中对学生有所训练之外，他还通过多次讲话、报告和谈话，对我们谆谆教导，有时结合他的自身经历与大家交流。

其中不少内容和精辟的论述感人至深，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为了让学生打好基础，钱学森先生除了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用心良苦、精心设计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安排和聘请一流的、顶尖级的科学家为学生们授课，对于基础课教学，也是这样。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任课教师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

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安排的时候，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期和想象，甚至有点难以置信。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更没有奢望过，竟然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1956年与钱学森先生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殊荣的数学家吴文俊先生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化学课也是由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的蒋丽金博士讲授。

到了大学二年级，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继续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

到三、四年级时，钱学森先生选派了力学所的流体力学专家卞荫贵先生为我们讲授“流体力学”，第十一研究室主任林同骥先生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郭永怀副所长讲授“边界层理论”，等等……。

从以上安排我们不难看出，钱学森先生办好科大力学系的决心、魄力与智慧，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师资水平、师资质量以及基础课教学的高度重视。

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大学四年级时亲自为我们授课。

四、聆听钱学森先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进入大学四年级时，我们期盼已久的，由钱学森先生亲自开设并讲授的一门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

这门课原来的名称是“火箭技术概论”，后来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

1963年2月，科学出版社也以《星际航行概论》为书名出版了他这门课的讲稿[5]。

按照钱学森先生于1961年8月3日编制的教学大纲，这门课共计45学时，分12-13讲，每讲3学时，一学期讲完。

实际课程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之所以是“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是因为钱先生有时要参加国家重大的科学试验活动而不得不临时调一下授课时间。

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在我的记忆和记录中只有一次)。

第一次课是1961年9月18日，最后一次课是1962年1月8日。

听课的人很多，包括近代力学系三个专业第一届（1958级）和第二届（1959级）两个年级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

地点设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大阶梯教室。

由于座位有限，力学所的一些专家和老师们来听课时还自带了櫈子和马扎，加放在大教室的走廊中和边角位置。

当时我是1958级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二班的学生班长，受上级指派，每次上课前与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分别站在自动化所西侧门大阶梯教室的门外两侧，查验来者的听课证。

一般上课前10分钟左右入场完毕，接下来我们两人负责迎候钱学森先生。

他的车总是准时到达，我们在他的车门口附近迎接他，并陪同他步入教室，走向讲台。

每次他来时，总有一位不知是秘书还是警卫的同志陪同，见到我们后会意地向我们点头微笑，然后放心地让我们引领钱学森先生。

上级配给钱先生的车是淡灰色的，在国内，我还没有见到过这种车型，很庄重，且典雅、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