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

近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批判无政府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论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流传。到"五四"时期，全国出版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据不完全统计有７０余种，许多无政府主义的团体、组织涌现出来。１９１９年２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进化》月刊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所谓"集体主义"加以攻击。１９２０年春，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奋斗》杂志上连续发表题为《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和《为什么反对布尔扎维克》的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这个时期，正是上海、北京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鉴于无政府主义的猖狂进攻，对组党工作危害极大，即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陈独秀等党的创始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明了：一、不能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国家。他们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８卷第１号）。二、在一个团体、一个社会内，人人都要绝对自由，那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可能的。劳动团体的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这不仅不能打倒资产阶级，而且会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使劳工运动遭到破坏。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以后，混入小组内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袁明熊、张伯根等人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迫使他们退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次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经过深入的讨论，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在冲击封建政治和礼教方面起过积极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者便把反对的矛头主要指向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文章根据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互助论”，认为“互助”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国家”是人类互相“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的根据，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要求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废止一切权威，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实行“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曾占着优势。1919年至1920年间，无政府主义团体有近50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达70多种。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随后，李达在《共产党》上发表《社会主义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李大钊在《少年中国》上发表《自由与秩序》，蔡和森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文。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时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永世做

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发表了一些有关讨论无政府主义的通信，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他们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和分配问题上的谬论，指出只有“社会的生产力达到无限制的程度”，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才是可实行的；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个人“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要有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论战持续了一年多。这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间规模最大的一场论战，是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入讨论。通过论战，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强调了革命团体的组织纪律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