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说史重商主义1

经济学说史重商主义1

第二章重商主义经济学

“我们所以能讨论重商主义，是因为在一些国家出现了一套学说，这套学说在一段颇长的时期里解释了政治家们的实践，或成为他们实践的基础”。——埃里克·罗尔①

重商主义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经济学流派。

第一节重商主义概述

一、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重商主义产生并盛行于西欧封建社会的晚期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并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时期。一些教科书认为，重商主义时期是从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但如果要考虑到德国的“官房学派”，重商主义时期实际上一直要延续到18世纪下半叶才结束（以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拉普·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1717-1771)逝世为标志？）。有四个重要的因素导致了重商主义的产生和盛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地理大发现与商业革命；文艺复兴；民族国家的兴起。

①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4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历史回顾：公元前11-前8世纪，古代希腊“荷马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城邦时期。公元1世纪-476年，罗马帝国时期。从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是“中世纪”。在13-14世纪，欧洲形成了以地中海为中心和以北海、波罗的海为中心的南北两大贸易区。

在封建社会晚期的西欧各国。

农业：铁制农具广泛应用。许多手工业发展为专门的行业。小商品生产者发生分化，资本主义萌芽。城乡关系。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二）地理大发现与商业革命（罗斯托87）商业革命是指“随着15世纪末新航路的发现，国际贸易的显著扩张，扩展到了亚洲、西半球和非洲。…这场革命一直持续到1783年英国开始经济起飞为止。1783年之后工业革命本身开始左右世界贸易的规模和形式”（罗斯托87）。

商业革命时期实际上就是重商主义时期。

在13-14世纪，欧洲形成了以地中海为中心和以北海、波罗的海为中心的南北两大贸易区。

西欧地中海沿岸城市国家由于占有同东方贸易的传统优势，曾最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意大利城邦）。但是，14世纪土耳其帝国的兴起使地中海沿岸城市国家原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新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西欧各国商品经济活跃，金银短缺，冒险航行。15世纪末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地理大发现”，这包括：1492年哥伦布到达西印度群岛，149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发现到达印度的新航路。1519-1522年麦哲伦环绕世界的航行和美洲金银矿的发现。世界航路中心转到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尼德兰各港口，伦敦的商业地位也日益增长。

（三）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了欧洲科学与艺术革命的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19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后来的科学发展、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的诞生都是源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

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前提。文艺复兴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一个前奏曲。

在文艺复兴（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人们认为世界是一个有限区域，存在于宇宙守恒的循环体系之中。这种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Politics，1328b,ⅶ,ⅸ,3）所创立的传统零和宇宙观，通过经院哲学学派（Scholastics）的承继，主导了现代社会早期之前的欧洲天文学。在文艺复兴的晚期，这种看法的影响才缓慢地消逝了，进而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以及后来的欧洲其它地区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多次出任意大利总理的历史学家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谈及了从经院主义到重商主义的转变：“经院主义是在均衡的框架内考察秩序问题，而重商主义则是在增长的框架内考察秩序问题”（Fanfani，1955：149）。

首先，当时财富创造的无可否认的城市（地理分布）倾向是协同（synergic）效应的结果，佛罗伦萨（Florentine）的财政大臣（chancellor）布鲁纳多•拉丁尼（Brunetto Latini，ca.1210-1294）称之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这种使某些城市十分富有的巧妙的妥协精神（ben comune）来自于一种社会有机和谐的状态，它将社会比喻为身体，同时也是经院哲学的遗产之一。这种协同性共同利益的思想是许多重商主义者论著的轴线。必须强调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个人作用的重要发现是建立在社会的协同性共同利益之上的。正如后来的德国经济学那样，重商主义对于必须考察的社会和个体利益采用的是一种二重视角，而在此之前，人们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完全看作是替代性的。

其次，将社会视为零和博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世界观逐渐让位于通过创新来产生新财富的理念。实际上，当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77年在牛津因为“可疑的创新（innovation）”而被捕时，“创新”这个词具有潜在异端行为的含义，但在300多年后，当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撰写《论创新》（An Essay on Innovations）时，“创新”则被看作是人类福利和快乐的新载体，在这期间，“创新”（innovation）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发生了变化（Reinert and Daastoel, 1997）。新的科学突破、地理上和科学上的发现逐渐改变了静止的中世

纪世界观。这种对于无限的扩展性宇宙的进一步理解，是重商主义者们重新认识经济问题的前提条件：正如宇宙是无限扩展的那样，经济亦可如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构建全新的欧洲宇宙学的过程中，在创新和探索、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协同作用（Grafton,1996）。

再次，重商主义深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用人性与封建的神性相对抗，用人权反对神权，用个性自由反对宗教道德规范的束缚。重商主义直接用商业资本家的世俗观点观察事物。从社会文化起源来看，由于宗教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接纳创新。在土耳其人（Turks）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之后，拜占庭（Byzantine）的哲学家们迁往意大利，并且带来了他们的宗教观：对于人类作用的看法更为开放，将其视为共同的创造者而非上帝蓝图的单纯受戒者。确实，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类使得发明和创新的生活成了一种快乐的职责（Reinert and Daastoel，1997）。因此，在1600年左右，就像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大西洋》（New Atlantis）中所描述的那样，人类所面临的已经是无疆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