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与网络试析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5年第2期

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与网络试析

张 力 张艳秋

(辽宁省博物馆 赤峰市博物馆)

金属面具和网络是辽代契丹族葬俗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研究契丹人习俗、宗教的宝贵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本文拟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金属面具与网络的来源和功能出发,提出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

面具是世界范围内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契丹面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源于其游猎民族习俗而产生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的产物。

狩猎生产和巫术是面具起源最重要的因素,面具是原始伪装狩猎的工具。在内蒙古巴林右旗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中,有一头戴兽冠,张弓搭剑的猎人,其冠做兽头形、竖耳、长嘴张开,为典型兽冠面具 。另据满族 两世罕王传 和 萨大人传 云:面具 其源盖来自其 古昔狩猎 ,捕息兽或鸟群,头遮草伞,渐近捕捉得矣 。随着萨满教万物有灵观念的形成,野兽被视为有灵性的生物,于是在狩猎巫术中出现了以面具遮面,以防野兽报复的内容 。这是面具最初的掩蔽功能。 契丹国志 记载了关于契丹早期的一则传说: 有一主号曰喎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 。有日本学者考证,认为这是一个戴猪头、披猪皮的萨满 。这段文字也是契丹早期狩猎巫术中萨满形象的真实记录。

灵魂崇拜使面具的功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古人认为头颅是灵魂的藏匿处,世界上许多民族存在过头颅崇拜 。 死人的头骨或骨骼作为含有 灵魂力量 之物而受到崇拜 , 假如它属于一个杰出人物如祭司或首领,更是如此, 刻成的面具,象征着灵魂或精灵 。死者的头骨不仅在家中保存,而且还在仪式上使用,戴在头上以扮作动物和神灵,从而也就完成了头骨崇拜到面具的转变。

辽代金属面具的产生,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有学者将其渊源追溯到夏家店上层文化,这是颇有见地的。在赤峰红山后出土过人面铜牌,宁城小黑石沟也出土了青铜人面,一般个体较小,长5厘米左右,但五官俱存。类似后来的契丹金属面具 。

年代稍晚的资料出自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一号墓共出土了6件人面铜牌,皆出自女性的骨盆右侧,形制相同,中间为一人面,凸额、长鼻、突嘴、眼作圆圈形,外绕蛇状圈,在人面与蛇形之间有六个轴形连结,长9.2厘米。据报告作者观点,这些墓葬应属于东胡民族,其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 。

值得关注的是,以上提及的青铜人面均出自墓葬,十二台营子墓更明确出于一女性腰部,这些人面绝非普通饰品,而是萨满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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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根据民族学调查材料,萨满死后,有陪葬神器之俗 。

东胡系的鲜卑族也有此俗。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北票喇嘛洞三燕时期(337 436年)鲜卑墓地,也发现了青铜人面。第10号墓出土了一件鎏金铜人面饰,为椭圆形片状,正面以模压出的凸棱表现五官,两侧有耳,上下各有一个小孔。从出土位置看,原应钉在棺内两帮板上,长10.5、宽7厘米 。可见,东胡族系随葬面具的习俗,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

契丹是鲜卑宇文部的别支,这一点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因而东胡族系的随葬面具的习俗为辽代契丹人所继承,并发展成一种覆面的葬具,与此前简单的随葬法器有所不同。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佛教对金属面具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佛教是辽代的国教,中期以后达到极盛。 契丹国志 记载: 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 佛妆 。这是佛教影响在契丹人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为祭祀祖先,契丹皇帝大量雕塑已故先君及后妃的 御容 像,其中就有金属类造像 。 辽史 礼志 载: 及帝崩 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焉 。又 辽史 地理志 载:仪坤州 建启圣院,中为仪宁殿,太祖天皇帝、应天地皇后银像在焉 。从形式上看,佛教造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辽代金属面具,目前以陈国公主与驸马的两件金面具级别最高。 辽史 礼志 记载:公主下嫁, 赐公主青车二,头,盖部皆饰以银,驾驼;送终车一,车楼纯锦,银,悬铎,后垂大毡,驾牛,载羊一,谓之祭羊,拟送终之具,至覆尸仪物咸在 。 亲王女封公主者婚仪:仿此,以亲疏为差降 。这两件面具的表情作双目圆睁状,可能是在墓主人生时制作,即公主下嫁时已作为陪嫁。

大多数的金属面具,双目微闭,神态安详,有的略含微笑。造型特征与辽代的佛像极其相似。从年代上看金属面具的产生时间与佛教极盛时期相当。从工艺角度看,锤鍱一件金属面具和雕塑一尊佛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辽代佛教的繁荣为金属面具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解放前,在鞍山出土的辽墓画像石中,有的墓主人端坐像造型与佛坐像完全一致 。这种巧合意味着可能是同一批工匠所为,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某种师承关系,但这毕竟为我们解释金属面具和佛像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旁证。

关于契丹金属面具的功能,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日本学者滨田耕作认为面具的意义最根本是出于保护死者,使死者在走向黄泉的途中,避免恶灵的危害 。另一种以陈永志为代表,认为面具是保护尸体,并粉饰死者 。而盖山林认为,死者所戴面具应是 存亡者之魂气 。

这三种观点,第一种强调了面具在萨满教中的遮蔽功能,主要用于狩猎巫术中。第二种则指出了面具包括网络的实际功能即敛尸。

在朝阳的一座金代中期的墓中,出土了一件铜面具,长14.7、宽13.1厘米,蓄须,为一成年男性形象,葬骨灰 。此墓的葬法和面具尺寸,说明遮蔽和敛尸并非面具的主要功能,也意味着一直到金代中期甚至更晚,络尸葬在契丹人中依然存在,宗教因素的影响是主要的。

客观上,面具的使用,能掩盖死者面容不使其露死相。比较之下盖山林的观点深刻地道出了契丹面具在葬俗中的宗教功能。

潘朝霖先生认为: 以面具陪葬,大概仍和祖先崇拜及驱邪分不开,使面具的宗教神秘色彩增浓,从阳间又闯入了阴界,所以有 魌头 之说,谓存亡者之魂气也 。 魌头 即面具,汉代应劭 风俗通义 云: 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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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人魂气飞扬,故作魌头以存之 。在萨满教中,作为通灵法器的面具同样具有附着灵魂的功能,这样才能完成萨满沟通人神的特殊使命。

二

根据现有资料,与面具不同,使用网络敛尸为契丹人所独有。由于缺乏可用于对比的材料,给我们研究造成诸多困难。

有的学者推测,网络的产生,可能源于契丹族古老的树葬,将尸体置在树上,三年后收骨焚之。为了防止遗骨的失落,当时可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用绳结网、或用渔网罩于尸上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在民族学调查中,不乏树葬的例子。如鄂伦春族,就是把死者安置在用柳条编的篱笆上,然后在森林中选择两棵相距一米左右的松树,离地面一米处砍断,上面各固定一横木,柳条篱笆就放在横本上,上面在用柳条篱笆或树枝将死者盖好,即算树葬完毕 。所以对于生活在水边的人群,用苇编或渔网敛尸是可能的。

辽代现实生活中使用网络的场面,出现在河北省宣化辽墓的壁画 散乐图 中,壁画中共有四人挽袖击腰鼓和大鼓,他们的双臂上清楚地显露出网格式的装束,似乎用锦彩编织而成 。与考古发现中的网络相似。因而专家推断,击鼓者可能是契丹族的巫师,而用锦彩编织成的网络则是巫师的法衣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挽袖外,这四位击鼓者与其他乐人在装束上无大区别,这一动作似乎要特别露出小臂上的网状图案,显示出其身份的特殊性。在出土金属面具和网络的墓葬中,的确存在仅出面具或网络的现象,可能由于身份低的缘故,巫师下葬时穿戴的是有机质地的面具或网络。

目前,对萨满的法衣和早期树葬用于敛尸的渔网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都是编织物。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因此,作为生活在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以捕鱼作为补充经济生活的民族重要生产工具的渔网,被赋予神圣的含义是可能的。

辽代早期的网络迄今尚未发现,但并不意味着无线索可寻,祖州石室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早期网络的新思路。

祖州石室位于辽祖州城内西北角的一处高台地上,是由七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板构成的一座巨大的石棚(见封底)。长7、宽5.7、高3.6米,坐西朝东,石室内后壁平置一大石板,长4.7、宽2.5米。对于它的功能学术界有很多种观点,根据近年发现的一些早期辽代墓葬的形制,以及石室在祖州城的位置,与祖陵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祖州石室是阿保机的权殡场所 。此说可谓真知灼见,更为奇特的是祖州石室的外壁上刻着网格状纹饰。考虑到石室的用途,可以推测,刻有网格纹的石室与金属网络应该存在相同的宗教功能,即保存尸体以不腐朽。石室网络和金属网络应是契丹人对早期敛尸鱼网的深刻记忆和模拟。

在中原地区,类似的例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汉代的 玉衣 。在结构特征、组合形式以及由于材质不同而反映等级差别上,与网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二者相距六、七百年,出现这样巧合,究其原因,应是相近的信仰观念所致。

三

以金属面具和网络覆尸的葬俗所反映的契丹人文化观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面具和网络的功能,存亡者之魂并且保护尸体不朽,可推测的目的应该是再生,这与汉代穿 玉衣 的目的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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