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意义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意义

美国出版的国际政治和事务的权威刊物《外交》，在其1 993年夏季号上，发表了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延顿的“诸文明的冲突吗？”一文。亨廷顿教授是研究国际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专家，“诸文明的冲突吗？”一文则是作者站在国际政治及全球文化战略发展的角度，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及其主要矛盾冲突所作的新的概述，该文及其所主张的“文明冲突”论一发表，就在欧美国家、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及港、台学都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词，已见于近年来西方及世界的主要报刊杂志的政治理论和评论中。因此可以说“文明冲突论”，是20和21世纪末仍直现在影响最大的国家政治理论之一。

一、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内容

在亨廷顿看来，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每一种文明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特征，无论这种文明就人口和国土规模看是大的（中国），还是小的（讲英语的加勒比人）。西方人倾向于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全球政治的主导因素，但实质上，只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情形能与引此符合，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文明的历史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

文明的历史意义比国家更大，为弄清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更值得去探索文明之间的冲突的原因。

亨廷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观点的主要论据：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过程中的最新阶段，亨廷顿认为：一般说来从标志着现代国家体系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为，世界范围的冲突经历了几种重大形式。在《和约》之后的150年间，首先是王子之间、皇帝之间、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所争斗的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还有企图扩大自已的官僚机构、军队、重商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实力等等。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在冲突中逐渐产生了民族国家。其后，是法国大革命后开始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这种19世纪的冲突模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结束。再后，就是俄国革命及其对这场革命的反对，使国家之间的冲突让位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概括起来，以上发生在王子之间、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仅仅是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西方的内战”。无论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早期的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战争，还是占据几十年历史的冷战，都是西方文明的内战。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走出了它的西方阶段，集中表现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相互作用。非西方国家和文明不甘成为历史的奴仆，西方殖民主

义的目标，而是加入到西方、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和构造者，这就构成了最新形式文明冲突的背景。

在亨廷顿看来，由于世界的冲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其原因主要受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一）文明的差异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不同文明不同级别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等级的孰先孰后的重要性看法不一样，对神与人、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看法也不同；加之这些差异是多少世纪的产物，它们不会很快消逝。这些分歧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分歧更根本。

（二）世界的距离在缩小，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增强，这就强化了对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和自身的文明意识。在强化人们意识的同时，反过来加剧了历史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敌对。

（三）全球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使人们摆脱地域认同的同时，弱化了把民族国家看作认同的源泉，宗教开始起来填补这一真空，因而，也提供了文明的冲突的可能。

（四）西方的发展所造成的双重点作用和后果，强化了文明意识的增长。一方面，西方是力量的顶峰；另一方面，西方的强大又使得非西方文明中产生寻根现象，许多国家出现了回到自身文化传统的趋向。

（五）文化的特性和差异的变化性不大，因此不像政治、经济的特性和差异那样能轻易地化解和冲淡。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类型的冲突中，核心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能够选择他站在哪一方或改变他站在哪一方。而在文明的冲突中，问题的核心却是：“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的东西。文化和宗教使人们之间的分离变得泾渭分明，并具有相当的顽固性。

（六）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强化了文明的冲突。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在未来会日益增大。欧共体建立在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共有的基础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依赖于正在融和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文化。

在亨廷顿看来，以上六个方面的文明冲突，将以微观和宏观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在微观层面上，文明断层的相邻的集团通常将以武力方式相互争斗，以控制土地和对方，这可以说是一种“硬”的冲突形式；在宏观层面上，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将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手段，争夺以国际组织和第三者的控制权，竞向推崇自己独有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这可以说是一种“软”的冲突形式。亨廷顿预计，未来世界政治的轴心可能是西方与所有非西文的冲突，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强力和价值的反作用。

二、“文明冲突论”的发展

亨廷顿认为，在对抗西方文明的联合形式中，最突出的就是已经出现的儒教与伊斯兰教向西方利益、价值、强力提出挑战。因为，儒教、伊斯兰教与拉丁美洲、东欧、前苏联不一样，最难加入到西方的文明中去。作为西方文明的辩护者，美国的捍卫者，亨廷顿为西方面临这场文明的冲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应付措施。但他认为，长远地看，还需要采取其他一些文化上的战略性措施。当时他认为，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又是现代的，而非西方文明试图成为现代的文明，但是又不是西方的文明。因而，他在原则上提出了几条应付非西方文明挑战的措施。

（一）西方将与起来越近西方价值和利益、同时与西方大相径庭的非西方的现代文明学会相处。这就是要求西方拥有维护自己与保护这些利益必然相关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二）与此同时，还要求西方学会更深刻地理解作为这些文明基础基本宗教和哲学前提，以及这些文明中的人们看待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式。

（三）需要尽力去辩认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共同性因素。因为在看得见的将来，不会存在普遍一致的文明，而只有一个诸多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每一种文明都不得不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

这些思路，他在几的后出版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亨廷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