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对小说理论的内涵的理解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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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小说理论的内涵的理解与表现摘要:什么是小说?有人认为:“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须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沈从文则把小说看成“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一是梦的现象。”他特别强调人事和梦要相混合起来,他觉得只有把“梦”成分写进去,小说才能成为有生命的。

关键词:小说内涵沈从文理解与表现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2)09(b)-0091-01

世间万象酝酿出沈从文的文学梦,现象与梦的理性结合组成沈从文所反映的人事。沈从文写“实”,反映人事,是为了展示边地带有质朴的氏族社会遗风、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形态;他写“梦”,目的在于幻化出自在状态的纯人性和牧歌情调的纯艺术,以寄托自己完美的理想。

沈从文乡土题材小说最大特色,就是极诗意地讲述他年轻时节经历过、见识过的人与事,这人与事在他梦魂牵绕的湘西山水间发生发展。一切的笑与泪于是皆成了用小说形态完成的诗篇。生命挣扎的粗线条同生存的险恶陷阱,也一一成了经由文字魔力产生的美的画面。他决不是以一支灵魂的笔来粉饰罪孽,贫穷和愚昧的人生,他是要让人在这美的画图之外倾听到岩逢中生灵的叹息。正如在一帘秋色之外听到季节的悲风同落叶的低泣。在《边城》题记中他说:

“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如何实现这个“梦”?对沈从文来说,只有在创作的“白日梦”中去营构自己心理上的乡土,构建一个充满真善美的世界。这个梦对沈从文来说,既是艺术的也是现实的,面对着被扭曲的人性与病态的社会,梦无疑成了他的某种精神慰藉和寄托。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常常写的不是眼见的状态,而是官能的感觉回忆、梦幻也就不足为奇了。

沈从文一再说创作描写不是眼见的状态。他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沈从文在理论上的主张一直是:文学只有表现人性,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说:“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功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正是从文学通过表现人性,可以感化教育读者,鼓舞人们向上这一点出发,沈从文自称自己是“人性的治疗者”。人性的庙堂就是沈从文伦理世界的理想建筑。对人性美的赞美和讴歌,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社会阴暗面或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构成了他那人

性神庙的两个内容。在《篱下集·题记》中,他说:“因为我活的这世界里有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

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这个道德的努力。”自然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立体构成之一。人对自然的崇尚,人与自然的交流与契合是他塑造形象、表达理想的“人生形式”的重要手段之一。自然美显现着人性美,沈从文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自然天成的各种景色中,不仅看到了自然美,更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及由这种和谐显示出来的一种意义。

《边城》是部反应人间爱情的悲剧小说,书中所描写的人性皆善、性自天然的人群,看不清也辨不明社会的制度和文明的阻塞。自然书中安排的人物的命运将是无怨无艾的顺乎自然,形成一种化外之境的生命形态和一首曲终奏雅的人性抒情诗。倘若生命力的美是人性的自然神韵,那么人性或生命的内在美则是善良。

如果说:“三三的时代,”中国是一口封闭的大木箱,那么杨家碾坊(或者说是湘西)就是这大木箱中杂物底下压着的小木匣,是封闭中的封闭之地。越是封闭的地方,那儿人们的梦想越可爱。沈从文在写作时并没有故意造梦,他只是诚实地写下山乡人们的憧憬。于是有一种叫“美”的情感渗入了人生,如同水漾在田中,养育了饱满的稻穗。和现在的都市文明相比,他更觉得湘西人民的“生活”在某些方面极其伟大。因为湘西人民贫穷与愚昧,野蛮与无知的背后隐藏着更加优美的人性内涵——善良。

人性并没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被封闭自足或凝滞不变,而是在空间的意义上随社群的裂变在不断的分化和异化着,并在时间的意义上随历史的嬗变而各逞异彩,各趋异途。

沈从文目睹现实世界的堕落和哀败,深深的感受到他所肯定,顾恋的素朴人性美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的被压扁扭曲。认为重要的是拯救人的内心,要是人的内心丧失了对自然虔诚,敬畏与敏感,只剩下“法币”,“赌博”,“交易”,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只会彻底堕入疯狂,冷酷,荒谬之中,人也就真正无家可归了。

他坚信,爱的感化,美的陶冶,再加上艺术的启迪,下层人民的美好品性和被忧患桎梏的民族形象可以得到优美而有力的描绘,才能“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而小说能负此重任。这是他对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自白,因此,完美人性的失落与回归,成为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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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作人,译.俄国作家库普林《晚年的来客》时写的附记[j].新青年,1920,7(5).

[9] 关于沈从文这几年的写作生活,见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m].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8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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