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_欲望与叛逆_哥特小说中的潜意识投射

自我、欲望与叛逆

———哥特小说中的潜意识投射

苏耕欣

内容提要　英国哥特小说中的恶棍与中产阶级作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是文学批评界久论不衰的话题。正面主人公以及同他(她)水火不容的恶棍代表18世纪中产阶级人格的公私两面。正面主人公表达的是这个新生阶级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等理想的追求,而恶棍们则是其非法欲望与原始冲动的一种投射。从精神分析法角度看,正面主人公是中产阶级的超我,而恶棍是其本我。哥特小说作者则利用恶棍之言行表达相当有限的反抗与叛逆欲望。

关键词　哥特小说　中产阶级　自我　潜意识

看过英国18、19世纪哥特小说的人,都会对此类作品中正反人物对比之鲜明、冲突之激烈印象深刻。《德古拉》中狰狞、残暴与冷酷的老吸血鬼同柔弱善感的女主人公迷娜和露茜不仅是水火不容的仇敌,也是道德、美学与性情上的两极。然而,这种对立的表象也掩盖着统一的成分;在某些方面两者之间甚至存在一种互相映照的关系。哥特小说的正反人物实际上代表18、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自我中的正负两个方面。

中产阶级的“超我”与“本我”

在情节上,恶棍与正面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哥特小说的主要线索。这些矛盾有的涉及具体而实际的利益,有的则与阶级、时代和意识形态有关。哥特小说的反面人物,即所谓哥特恶棍,大部分是封建贵族或封建时代位高权重的人物,而正面主人公则大多带有浓厚的近代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们同现于一个故事,

体现的是哥特小说富于想象的特征。《尤多尔佛之谜》中的意大利旧贵族莽托尼是个活脱脱的中世纪人物,统治着他所占据的尤多尔佛城堡,俨然封建君主一般。莽托尼在城堡内拥有绝对的权力,生性粗暴残酷,对拒不服从其意志者随意囚禁、施刑甚至杀戮。为他所关押的爱弥丽・圣奥贝尔则出身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父虽不富裕,却也有为数不少的财产,若非投资失当,一家人本也能衣食无忧。莽托尼和爱弥丽一方面存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莽托尼费尽心机,企图从爱弥丽手中夺取其妻(爱弥丽的姑母)留与她的财产,爱弥丽则坚决不从,因此被长时间关在阴森恐怖的城堡内,几度险遭强奸、绑架,甚至杀害。同时,这两个人物在风格、价值观上的差别悬殊,加剧了他们原有的矛盾,使其几成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

这仅是两人关系的一个方面。除对立外,他们之间也有许多相通、相连甚至相像的一

25

面。首先在社会层面,爱弥丽与莽托尼之间尚存一丝亲戚关系:莽乃爱弥丽姑母、寡居的歇容太太的再嫁之夫。其次,莽托尼对于爱弥丽而言,除了压迫之外,也有客观上的保护作用,因而女主人公时而对其怀有依赖之感。①最为重要的是,莽托尼虽是个贵族,身上却有中产阶级的成份。正如西方评论者指出,莽托尼同许多哥特恶棍一样,具有18世纪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②比如,与中世纪的贵族不同,莽托尼无甚骑士风度,且嗜财如命,为聚敛财富十分勤勉地经营着他的产业;为劫掠财富,莽托尼竟与盗匪为伍,悍然同政府武装对抗。在爱弥丽方面,出身中产阶级的她表面上虽无心于钱财,但深知(小说也使读者始终清楚意识到)财产对自己的重要性。在父女两人出游期间,圣奥贝尔得知他倾尽家产所投资之产业已经倒闭,这一变故使其不仅会经历贫困之苦,更可能遭受失所之难。③少年丧父后,爱弥丽随姑母寄于姑夫莽托尼篱下。莽氏结这个婚其实全为获取妻子的财产,无奈妻子至死不肯转让与他。莽托尼转而对妻子遗产的继承者爱弥丽软硬兼施,迫其让出财产。他还同贵族莫拉诺私定交易,准备将爱弥丽“赠与”莫拉诺以换取她将继承的房产。女主人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如不放弃财产,她将面对无尽的囚禁和残酷的迫害,甚至付出生命;如果选择自由,她将失去房产,同恋人瓦朗高今后将陷入贫穷,无法享受她原有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爱弥丽与莽托尼这两个人物表面上看来似有天壤之别,其命运却因同一笔财产紧紧连结在一起。共同的所欲之物使他们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奇特的相互映照关系:莽托尼对财产的追求程度多少反映爱弥丽对财产的需求程度。从这个角度看,莽托尼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看作爱弥丽这个人物内在欲望的外在(尽管是较直接而粗暴的)表现,其骇人的聚财活动实际上是圣奥贝尔父女对财富需求的一种夸张式表达,间接暗示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对财富的渴望和无所不用其极的追求。在《尤多尔佛》里,这种欲望映照关系不独发生在莽托尼与爱弥丽间,女主人公与恶棍修女爱格尼丝(即尤多尔佛的前主人罗伦蒂尼)在某些方面也堪一比。表面上看两者同样并无相似之处:罗伦蒂尼是个对感情、肉体有极强占有欲的贵族女子,为达到目的不惜唆使情人毒死其妻,而爱弥丽则是个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清纯少女。但是,罗伦蒂尼对情人的占有欲同爱弥丽对瓦朗高的眷恋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其炽烈程度不相上下。

此类映照关系在哥特小说中其实普遍存在:在多数故事里,恶棍与正面人物所欲之对象往往相同或相似,从而引发冲突,成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欧权托城堡》中王位的非法篡夺者曼弗雷德和合法继承人西奥多之所欲最终是同一个王位和同一个女人。《修道士》里的神父安布若西奥和洛伦佐争的也是同一个少女安东尼娅。洛伦佐虽为贵族之裔,却与平民之女相恋,体现明显的资产阶级平等意识。相比之下,《意大利人》的情形则不是那么清楚。学者们对于斯开东尼的动机有诸多猜测。成为神父后的斯开东尼竭力迫害无辜似乎是为取悦权贵,以图升迁,与维瓦尔蒂和艾丽娜对爱情的追求无甚关联。但斯开东尼之所以隐姓埋名、出家为僧全因当年弑兄夺妻犯下命案之故。可见满口仁义道德的神父骨子里也是个耽于欲望的性情中人。19世纪的哥特小说《德古拉》中两派力量竭力争取的也竟都是迷娜和露茜这两个女子。

但是,就此判定哥特恶棍的欲望是中产阶级之追求的投射仍未免失之牵强。恶棍与正面人物所欲之物尽管相同或相似,却常有质的区别。正面人物的需求一般是正当、必要的,而反面人物的欲望多属自私、非法和过分之列。以《修道士》为例,洛伦佐与安东尼娅追求的是平等自由的爱情,而安布若西奥身为天主教

35

自我、欲望与叛逆———哥特小说中的潜意识投射

神父本与爱情婚姻无缘,他对肉欲的沉迷不仅与教规抵触,也有违人伦。《欧权托城堡》中的西奥多先与玛蒂尔德相恋,玛死后又移情于伊莎贝拉,其解释虽有些牵强,④也还是为爱情婚姻计。恶棍曼弗雷德对于伊莎贝拉则全无感情可言,他们之间纯粹是肉体关系:曼欲以伊女代替已无法生育的妻子,以图再得子嗣,传承帝业。《意大利人》中的斯开东尼不同于为他所害的年轻恋人,他早年追求的并非浪漫爱情,而是对女人的占有。⑤中产阶级想要得到的东西变成恶棍的追求,与其说表明正反人物之间的共通性,倒不如将此视作对所欲之物的一个注解。西方心理分析理论或许能使这种欲望投射关系更加明晰。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人的思维由意识和下(潜)意识两部分组成;与之相应,人之存在可分成“本我”(id)、“自我”(eg o)和“超我”(supereg o)三部分。本我是人在完全没有社会规范约束下的个体,充分感受人作为动物的所有原始冲突与需求,一般处于无意识中(unconscious);超我完全是社会的成员,遵从社会规范的约束与改造,通常处于有意识状态(conscious);自我则介于两者之间。弗洛伊德认为,人从母体带来各种原始冲动与欲望,但其中许多与社会规范发生抵触而无法得到满足,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学会压抑这些冲动与欲求,使之只存在于无意识中,唯有在梦境、口误等失去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会偶尔表露出来。⑥恶棍的欲望与行为反映的是作者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无(潜)意识,他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本我,而正面主人公则是其超我。

哥特小说多涉关欲望与恐惧,长期以来心理分析法在这种文学的研究中备受青睐。西方学者的普遍共识是,哥特小说充满恐怖是因为它触及西方文化的禁忌。大卫・庞特就认为,哥特小说表达的是中产阶级被压抑的欲望。⑦18世纪中产阶级的欲望,从当时的社会与时代背景看,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正面的,

即中产阶级公开支持、追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观念与理想,构成这个阶级的集体超我;第二类是私下的、不可言表甚至是非法的欲望,主要涉及对权力、金钱和肉欲的狂热追求,是中产阶级的集体本我。前者体现于正面主人公所言所行,而后者则主要在恶棍身上表现出来。哥特小说盛行的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阶段,工商业资产阶级已取得该社会的政治经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经济上处于社会中层的中产阶级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赖以安身立命的观念与立场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⑧尽管哥特小说描述的时代表面上多为中世纪,小说对人物的刻画足以显现作者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某些中产阶级政治理想也可在正面人物身上找到明显的印记。《尤多尔佛之谜》中的圣奥贝尔就是一个靠个人能力而非身世或婚姻获取财富和地位的人。⑨同爱弥丽后来遇见的维尔福伯爵一样,圣奥贝尔充满仁慈、宽容和刚毅等新兴资产阶级自我标榜、赖以发展的品质。小说末尾透露,爱弥丽及其恋人瓦朗高完美地继承了这种品质:重获自由和财富的爱弥丽乐善好施,将所继承财产之一大部分分发与仆佣,瓦朗高也尽其所能关照并帮助贫弱者。作者对主人公的褒扬不言而喻。此外,小说还在语言的细微之处暗示作者的政治态度。前面提到的维尔福(Villefort)伯爵的名字本身就包含了资产阶级以个人能力而非血统和身世取得财富和地位的思想。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维尔福是“力量之堡”的意思,而他所继承的朗盖多克别墅其前任为维尔如瓦(Villeroi)侯爵,该名字意即“王者之堡”,暗示一个以个人能力为衡量原则的民主社会制度取代了一个血统至上的世袭社会。⑩与正面主人公相对应,哥特恶棍象征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愚昧和残酷,代表违反道德和法律的欲望:过度的物欲和色欲、乱伦、谋杀和扰乱阶级制度的婚姻等,其例子在哥特小

45

国外文学　2005年第4期(总第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