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寓意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汉语言文学

《洛神赋》寓意研究

曹植的《洛神赋》是一部争议颇多的作品，古今学者几经探索，众说纷纭，三十年代的沈达才先生作《曹植与<洛神赋>传说》，其自序有云：“《洛神赋》最先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有些绚丽，哀艳这种印象，并没有留心到它里面有什么问题，后来读到李善《文选注》中所引的传记，才知道曹植这篇文章是为他的爱人甄后写的。稍后，有得读于光华的《文选集评》、丁晏的《曹集诠评》，于是先前所认为为甄后写的《洛神赋》又换了面目，它竟是为思君恋主而写的了……问题既为此复杂，何去何从，我们只好自己打算便了。”［1］这段话很能代表读者面对该赋的迷惘之情。稍作整理，《洛神赋》的寓意理解大概有如下几种言论：

一、感甄说。

它依据的是李善《文选·洛神赋》题下一段207字的《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结，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耳。”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2］在“六臣”本《文选》中“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下又有李善注：“盛年谓少壮之时，不能得当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唐人赞成感甄说，并非李善一家。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有句曰：“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此以汉成帝恩移赵飞燕而班婕妤失宠与甄后为文帝之后而心系曹植作对句，并李商隐《东阿王》一诗亦有曰：“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同样的典故，在李诗中反复出现，如李商隐在《无题四首》其二有云：“贾氏窥帘韩椽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李氏又在《代魏宫私赠》、《代元城吴令暗为答》、《可奴》等多首诗作中歌咏其事。可见在李氏当中，《洛神赋》无疑就是《感甄赋》。晚唐裴铏在《传奇》中记叙萧旷在落水遇甄后的故事，也认为《洛神赋》是为甄后而作。近代郭沫若在《论曹植》中对李善的“感甄”之说也振振有词，把曹植从“求甄逸女”推向“爱慕比自己大十二岁嫂子的情结中，认为这是情理中事。”［3］陈祖美的《<洛神赋>主旨寻译》［4］也倾向于“感

甄”之说。

二、寄心君王说。

最早提出“寄心君王”说的是清代的何焯和丁晏。丁晏在《曹集诠评》中说：“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5］清人何焯论《洛神赋》说：“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一屈子之志也。自好事者造为感甄无稽之说，萧统遂类分入于情赋，于植几为名教罪人。”［6］黄侃先生赞许“何焯解此文独得之”。［7］清代潘德舆维护此说最为坚决，说：“《洛神》一赋，并纯是爱君恋阙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潜处于太阴，寄心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键曹逸谤多哀惧，放形于诗者非一，而此亦其类也。”［8］朱乾也说：“《洛神》一赋，乃其悲君臣之道否，哀骨肉之分离，托为人神永绝之辞，潜处太阴，寄心君王，贞女之死靡他，忠臣有死无二之志，小说家附会感甄，李善不知而误采之。”［9］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也颇为赞成这种说法。

三、追求理想失望说。

此说以逯钦立先生为代表，认为曹植“托好色之不成喻好修之不成而敷陈悲观主义”，［10］遂引《离骚》中的一段字来比附，这一段是：“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论者据此说：“离骚”以好色喻好修，设一冥游幻境排演女色之追逐不能谐。”《三国志》记载，曹丕即位后，马上诛杀了曹植的心腹丁仪兄弟，并强令曹植等诸侯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黄初二年，又以“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的罪名被贬为安乡侯。张亚新认为：“洛神应是作者政治理想、人生抱负的寄托或化身，是作者‘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理想境界的形象化。”［11］张文勋以为：“作者写的是爱情主题，歌颂了一位理想中的美丽的女性形象，大胆抒发了作者对这位想象中的妇女的爱慕之情，”最后总结为“洛神是理想的象征，这理想，可以是美的理想、爱的理想，也可能是事业的理想，生活的理想。可惜这些理想都和洛神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她给人留下的只是惋惜怅惘，冥思遐想。”［12］徐公持也认为：“洛神是理想的化身。”刘大为说：“我以为她（洛神）所象征的，恰恰是曹植政治理想。”［13］

四、记梦说。

陈祖美先生撰文提出新的看法，认为“《洛神赋》其实是作者通过现实感受描写一对男女苦恋的故事，隐寓作者身不由己、好梦未圆的惆怅和愤怒。”［14］黄金明先生说：“从宋玉《神女赋》与曹植《洛神赋》的比照中可以看出，曹植把襄王与神女的恋情叙写转换为‘余’与洛妃的恋情凄诉，楚王被‘余’所替代，帝王梦见神女的客观叙写模式，转为个体心灵的主观抒写方式，帝王梦事潜藏的圣婚仪式背景便通向了个体潜意识世界中那份一直被抑制的继嗣立业的理想。《洛神

赋》也可理解为曹植内心一直被抑制的帝王之梦的一次无意识表现。”［15］林世芳认为：“陈先生（陈祖美）被《洛神赋》表层现象所迷惑，没有去挖掘曹植梦境深刻的寓意。根据弗洛伊德梦的学说，‘人在睡眠时，大脑皮层，即主管判断，推理等高层次思考活动的部分休息，而较原始的脑技能却仍在继续活动，因而产生梦境。’”［16］

五、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说。

萧统《文选》将《洛神赋》归入赋中的情类，置于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之后。《辞海》编者斥“感甄说”为无稽之谈，有失偏颇，并认为“秦汉时，民间广为流传牛郎织女、董永七仙女的人神结合神话传说，不存在‘人神之道殊兮’礼制藩篱。‘人神之道殊兮’究其实质乃是被改装了的不可逾越的封建人伦道德。”

六、心灵解脱说。

“从‘仰以殊观’，生命之光的升起，到‘神霄而蔽光’，心灵之光的熄灭，作者对‘余’与洛妃依恋之情的叙述描绘，展现的是一段心灵的旅程，这心灵的梦语牵系着作者有意识、无意识的整个生命。”“萧粹可注太白诗云：‘《高唐》、《神女》二赋乃宋玉寓言，《洛神》则子键拟之而作。唯太白知其托词而讥其不雅，可谓识见高远者也。’由此判定宋玉《神女赋》通过帝王梦遇高唐女的记述，展现了帝王的潜意识世界——对曾有的圣婚仪式的向往及失望，曹植的感发当与此相关。”［17］黄金明先生如是说。李焕友先生认为道家思想在曹植的一生中有着重要的体现，他在《曹植和他的<洛神赋>》中说：“道家思想对前期的曹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任性自然的生活态度和追求真淳的人生趋向上，后期的曹植因为生活境遇的原因，生存成为第一要义，因而此时道家全性葆真的思想占了上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使他常陷于深重的愁苦之中，而超脱困境的途径就是用道家‘无为’的思想求得心灵的超脱。”［18］

注释：

［1］沈达材.曹植与《洛神赋》传说[M].上海：上海华通书局.1933.141

［2］李善《文选·洛神赋》题下的《记》.

［3］郭沫若.论曹植[J].郭沫若学刊,2006(3).123

［4］陈祖美.洛神赋主旨寻译——为“感甄“说辩兼驳“寄心君王说”，陈祖美北方论从，1983（6）.9—11

［5］丁晏.曹集诠评[M]. 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11

［6］何焯.义门读书记[M].第3版，卷45，上海：中华书局，1987. 883

［7］黄侃.文选平点[M].上海：中华书局，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