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我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姓名：邓欣学号：0930******* 任课教师：陈金华

摘要：100年前，一位英国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

为何到了近代就如此落后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今年，与世长辞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提出了类似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建国以来我们培养不出世界级的杰出人才？的确，仅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的14位得主来看，11位是建国前培养的。就此，我结合我的调查报告，从大学的体制、教师、学生三方面来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关键词:素质教育专业细分严师出高徒独立学习能力质疑权威

正文：今年，98岁高龄的一代大师级科学家钱学森与世长辞。钱老一辈子

心忧祖国，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多次提到我国现在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广泛讨论。

教育是兴国之本，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开展地科不科学，直接影响国家的未来。可惜的是，邓小平曾遗憾地指出，教育是我们改革最大的失败。我认为，这种失败的表现以及钱学森之问的解释都是：中国没有一所高校像世界超一流大学的培养模式来进行教学。最近，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制作了一份调查表，并对比古今中外，对这个问题展开一些分析，下面我就几点谈谈我的想法。

首先是大学体制方面。教育改革一直强调素质教育，不要死读书。诚然，这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远远不够，我的调查表明，仅有18%的同学认为中国素质教育是比较成功的。他们大多认为，空喊素质教育口号，政策上却不变，这是不能让同学们按决策者的想法做的。在我周围，很多同学选修课不听，抱着一本高学分的数学书或英语书在啃，我问他们，他们便这说是舍小取大，低学分的不用听，及格就行。更可怕的是有人用体育课来泡图书馆。我心想，这样即便绩点高居榜首，也是不能成为杰出人才的。教育贯彻科学发展观首先要贯彻科学育人观，坚持以人为本，把学生培育成一个完整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任何知识都有其潜在价值，任何技能手艺也是如此。诺贝尔获奖者就没有几个是一心只为绩点的，他们往往思维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培养多种兴趣。如爱因斯坦与小提琴的不解之缘，纳什擅长各种体育活动。要知道，创新思维往往就是从艺术的形象思维中来。杨振宁曾指出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在科研工作中才能有思维跨越性，实现创新。

在建国前，我国的大学以综合性大学为主，建国后由于教育经验不足，故借鉴苏联的办学模式，将大学里专业分得很细。有的学院可以分出4到5个系。其实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分法不利于培养科学家等大师级人物，而仅仅是培养一些一般人才罢了。中国现在不缺少一般人才，但很缺少能带领一群一般人才的杰出人才。而杰出人才作为领头羊，必须要博学。25%的同学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专业细分能加大知识深度，并举了古代一些例子。但是在如今学科交叉融合的大势所趋之下，要成为大师往往需要各方面都懂一点，这样在搞研究时思路才会开

阔，遇到问题时总能进入一片新天地。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时就常去听化学、生物的讲座。仅仅懂得一方面的知识越来越无法独立完成一项工作，尽可能多的吸收各方面知识绝对有利于一个学生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学校应该加强学生的全面教育。这一点复旦大学做得较好，通识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无论啥专业都要求学习六大模块课程。可是，中国大多数高校在这一方面做得不足。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高校行政气息越来越浓，学校领导人的学术代表形象逐渐隐退。加州大学分校校长杨祖佑认为，一流大学校长的任务，就是把好教授请进来并且让他们长期留下来。校长的任务就是寻求、招募世界顶尖学术人才，创造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长期留下来做研究。校园是社会为数不多的净土，想培养拔尖人才必须是学校笼在学习氛围中，而不是行政气息。教授除了搞科研还要带学生，实现教学相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为教师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今天的很多大学里，本应作为主体的教学实际上成了叨陪末座的角色。而且，行政人员与教授应该统一标准，才不会挫伤教师积极性。我舅舅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务长，他告诉我说，那里同一级别的教授和行政人员实行双重标准，一个副教授要升教授，除了教学工作量以外，还必须有科研成果的杠子、还必须有教书育人的成果，还必须通过学生对其教学效果的打分等等，但对于一个副处长升任处长，主要是上面的态度和本人的要求而已。

其次我再谈谈老师方面。本来是“严师出高徒”，这是自古已然的。可现在，许多老师似乎用“大学是没人管的”口号来麻痹自己，对学生的管理很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1清华大学1928到1937年期间，每年学生淘汰率达27.1%，理学院甚至达到69.8%，但成绩却是斐然：仅仅是物理学院的71位本科生中，就出现了21位中科院院士，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让我们再来看看国外，我叔外公的一个外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物理学博士。他告诉我那里的教授都是很严厉的。一份实验报告要规规矩矩，平均都要20多面；在实验室做实验想伪造数据投机取巧的一定会被批评的体无完肤；理论作业大多是设计题，需要自己查资料解决，想敷衍了事、随便写几句的同学一定会被扣很多分。据报道，美国北爱荷华州立大学英语系的一位终生教授被引进中国后，无法理解中国高校的低教学标准，竟在3年后返美。将这两种与当今高校的“松师时代”对比，曾经的“严师时代”一去不再了。我的调查表明，有25%的学生更喜欢宽松的老师。其实并非宽松本身不好，而是现在很多地方教师不该送的也松了。去年就有一名中南大学物理系教授一学期都未布置过作业，而遭到停职处理。由于评分标准与学术要求由授课教师自己决定，部分教师有意放宽要求，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制造校园表面的“和谐”。而这其实助长了学生的不正心里，导致每当学期开始，不少同学四处打听各任课老师查到情况、给分好不好等，调查显示竟有25%的学生用给分情况来评价一位老师。

学生方面也是有问题的。尽管现在许多高校内有一些学习讨论小组，强调自学能力。可参与学生太少，没形成一种氛围。有时还是被动参与，讨论时不太积极。我表哥说，在康奈尔大学有相当多的讨论课，有时教授根本不讲课，让学生提问，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解答。他说刚去时还不太喜欢这种形式，觉得浪费时间，后来才发现这种形式能很好的激发大家的思维，很多问题在讨论时不但得到解答，还可以得到深化，效率是极高的。表哥还说，大多教授很欢迎你去与他争论，但不太喜欢你缠着他问他一些课堂内问题，尤其是一些习题，他会让你自己解决。对比我国教育，尤其在大学前教育，我们极其鼓励学生多问，反复的问被看做好

1数据来自《文汇报》2009年307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