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刑事立法探析

“亲亲得相首匿”是指在直系三代血亲和夫妻之间，除谋反、大逆外，亲属间相互隐瞒罪行可以不负刑事责任，也称“亲亲相隐”，Reciprocal-Conceal crime among the Relatives。“亲亲得相首匿”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项基本的刑事法律原则，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曾发挥了重要的社会职能。在依法治国关键阶段的今天，当我们跨出迈向法治国家的步伐时，如何科学地对待“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应该说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题。

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概述

（一）中国刑法中“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历史沿革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立法结合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都是与礼法结合同步的。起源于先秦儒学中的“孝”。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提倡“亲亲”原则，以亲亲为人之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羊，儿子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大义灭亲者也；但在孔子看来，这人却是大逆不道、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应替儿瞒罪，儿也应替父隐瞒罪行，只有这样，方可体现父慈子孝。孔子此话就是“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基石。该原则顺应了人的亲缘本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及社会秩序的维护，从而倍受封建统治者的青睐。无独有偶，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亦有类似主张，《孟子•尽心上》记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欤？”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孝道是孟子的最高价值观，绝对的凌驾于律法之上，这种思想理论被深刻地灌注到民众的脑海里。有了这些思想的援引，“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逐渐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普遍运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则是该原则入驻司法审判之先河。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定型于汉宣帝时期。宣帝本始四年，这一原则上升为立法，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匆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由此可知，汉朝“亲亲相隐”的范围是：父母、子女、配偶、祖父母。具体表现是，子辈匿长辈免除刑事责任，长辈匿子辈，一般情况免受追责，死刑案件上请廷尉决定。“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以成文法的形式得以确立。此立法精神的确立，使儒家道德伦理林立于法学舞台，左右中华法学发展上千年的表演从此开始。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南北朝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侍中蔡廓奏：“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使民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 朝议赞同他的说法，从此子孙享有拒绝作证权。

礼法的完美结合是在唐代，“亲亲得相首匿”制度随之在法律上趋于完善，宋代沿袭唐代规定。《唐律疏议•名例》卷六及《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皆有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匆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从此，“亲亲相隐”的范围不再拘泥于直系亲属和配

偶，只要是同居的亲属，无论有服五服都包括在内，即便是不同居的亲属，大功以上及大功以下的孙媳、夫之兄弟、兄弟妻以及外祖父母、外孙子女都包括在内，甚至仆匿主也规范到“相隐”之列。当然，这一原则以不侵犯统治者的根基为限，所以也存在例外：“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为使得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更方便操作，唐统治者还在《唐律》和《唐律疏议》中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1）关于“知情藏匿罪人”。（2）关于“漏泄其罪令得逃亡”。（3）关于禁止逼亲属作证。（4）关于不得告发尊亲属。（5）关于不得告发卑亲属。（6）关于“子孙与金刃”帮助父祖逃脱囚禁及不得复捕回送官。（7）关于犯罪共亡捕首之法不适用于容隐亲属。（8）关于审讯中不得已吐露亲属犯罪。（9）关于奸罪捕告。（10）关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等严重国事罪不得容隐。[1]这些具体而翔实的规定，标志着“亲亲得相首匿”思想已经走向成熟。

《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然亦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 《大清律例》规定：“子告父，若所告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妻告夫，或告翁姑（夫之双亲），同子告父之情况处理。” 明朝进一步规范了亲属间的拒绝作证权；清朝的“亲亲相隐”程度加深，变权利为义务。

国民党政府刑法也规定：“亲属（配偶、五亲等内血亲、三亲等内姻亲）间犯藏匿犯人及湮灭证据罪，得减轻或免除其刑……”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刑法将其扩充到包括夫妻、四亲等以内的宗亲、三亲等以内的外亲、二亲等以内的妻亲。1935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又进一步将容隐范围扩大至五亲等以内的血亲、三亲等以内的姻亲，且均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明确规定。[2]

（二）西方刑法中“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体现

古罗马法就曾规定：“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也不得令亲属作证。”亚里士多德认为：“亲属之间理应有更深切的爱，任一恶行发生在非亲属之间，人们会看得很轻，但“如果加到父母和近亲身上，就成为伤天害理的罪恶。”

韩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深受中国儒家理论的影响，《韩国刑法典》（1953年9月18日公布实施）第151条规定了“藏匿人犯罪与亲属间之特例”，其中第1款规定了“藏匿人犯罪”，第2款规定：“亲族、家长或同居之家族为犯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免除刑罚。”

《日本刑法典》（1907年4月24日法律第45号）第103条、第104条分别规定“藏匿犯人罪”和“隐灭证据罪”，105条“有关亲属犯罪的特例”规定：“犯人或者脱逃人的亲属，为了犯人或者脱逃人的利益而犯前两条之罪的，可以免除刑罚。”《日本改正刑法草案》（1974年9月29日法制审议会总会决定）第159条规定的是“藏匿犯人罪”，其中第3款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