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和实践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和实践

摘要：“华盛顿共识”是美国为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它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特征。“华盛顿共识”诞生初期受到了拉美和东欧国家的热情欢迎，但没有给这些国家立即带来发展和繁荣，相反却使很多转型国家陷入经济发展的阵痛期，“华盛顿共识”的效用引发巨大的争议。任何经济理论都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才能真正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拉美

一、从“华盛顿共识”看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普遍认为，“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失败的，这可以从“华盛顿共识”的“实验区”拉美、东欧、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来证实。拉美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领衔的包括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为拉美量身定制的经济振兴政策，主要内容为：减少政府开支以削减财政赤字；紧缩货币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改变财政支出的优先顺序，从扩大就业改为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利率和汇率以及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国有企业私营化；产权保障等等。

“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版”。“新自由主义”确实给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而陷入“滞胀”的西方经济带来新的生机，“新自由主义”的高涨使其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犹如当初自由主义的始祖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时代一样，“新自由主义”因此而又被称为“原教旨市场主义”，被美国拿来当做自己主导的全球化的利器，而正深陷经济泥潭的拉美和东欧及俄罗斯“不幸”成为“华盛顿共识”的“实验区”。

“原教旨市场主义”和计划经济是经济体制的两个极端，一个倡导毫无政府管制、完全依靠市场自身自主调节的市场经济，一个强迫实行政府主导一切的集体经济。虽然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以至于马克思都说资本主义在一二百年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历史上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苏联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曾经给苏联带来辉煌。但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弊端诸如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以及自由主义导致的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凯恩斯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社会主義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上都放弃了被实践证明的失败的计划经济模式，转而实行市场经济的转轨改革。

就市场经济来说，历史证明，市场调控的“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调控的“看得见的手”都不可偏废，只是不同时期的偏重不同。伴随着市场经济自身的“兴起——繁荣——衰退”的周期性规律，主导型的调控手段也有“市场——政府——市场”这样的周期性规律。在经济兴起的时候需要发挥市场的积极性和活力；在经

济繁荣的时候需要发挥政府的冷却降温的作用，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更要需要发挥政府的治病补血的作用。认为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可以一路畅通直达终点显然是错误的，它们有时间上的限制。

其次，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在空间上也是有限制的。世界划分为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因为它们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西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早已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和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市场调节以及自主运行的空间相对较高，一般不需要政府过多的干预；但是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还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市场体制还不完善甚至漏洞百出；它们的经济、科技实力与西方有巨大的差距且长期无法改变。在这样的环境里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原则、政策肯定会带来严重不良后果，也就是“水土不服”。

二、“华盛顿共识”的实践

（一）拉美是“华盛顿共识”典型“试验区”

拉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纷纷进入军人统治的威权时期，威权统治者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改变了以前实行的进口替代政策，转而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但由于拉美的统治者和大有产者结成了联盟，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在改革和制定政策时成为大有产者的利益代言人。而大有产者和外国资本关系密切，实际上成为买办资本。外国资本的入侵、改革的失败和大量举债造成的债务危机以及社会的矛盾重重摧垮了拉美的威权主义。“华盛顿共识”是基于拉美面临的诸如高额外债、国有经济无效率、通货膨胀和社会矛盾激化等现实问题而提出的。这种“震荡疗法”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效，恢复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债务负担进一步加剧等问题。联合国拉美经委会2001年发表一份报告，回顾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90年代的经济发展状况。“这份报告认为，9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经济改革促进了贸易的更加开放，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带动外国资本大量流入本地区，私人部门在生产和服务领域的主导作用加强。拉美国家实施开放的地区主义战略，将本地区具有活力的发展及单边开放与西半球的一体化运动结合起来。从财政金融状况来说，90年代拉美地区也有明显改观。90年代前半期因税收改革后税收增加，国有企业私有化获得了大笔收入，使公共收入增加，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增长。90年代拉美国家通过有效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率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使年通膨率从1990年超过1000％以上降到近几年来的一位数。出口增加，多数拉美国家降低了偿债率。在教育和卫生等部门增加了投入，改善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条件。”但“许多国家的贷币高估虽促使进口增加，但加大了往来帐的赤字，汇率的滞后加深了对外部资金的依赖。”金融自由化和债务危机导致拉美90年代后期经济危机爆发。[1]

“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带来的效果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既解决了一些旧的矛盾和问题，同时也遗留甚至加剧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但问题的出现和加剧却并不全是“华盛顿共识”造成的，而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3年，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之父”的威廉森在与秘鲁前经济部长库辛斯基合著的《华盛顿共

识之后：重振拉美的增长与改革》一书中就认为，拉美经济的失败不在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本身，而在于这些改革实施不到位或有偏差。[2]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没有失败。[3]

首先，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力压拉美照搬“华盛顿共识”，而拉美国家没有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威权主义后的拉美各国政府也没有自主的能力去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国的国情不同，实施的政策肯定会存在较大或很大不同，同属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尚且存在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何况国家之间差异巨大的拉美国家。

其次，拉美的制度的不完善和治理不佳。政治、经济制度的漏洞使得好政策也会打折扣，何况一些不好的政策。拉美的腐败、国有企业私营化导致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巨大、治安恶化等都和制度不完善和治理不佳有很大的关系。

经过“华盛顿共识”实施后的20世纪90年代这“失去的10年”，21世纪初，拉美普遍走向了稳定且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度过9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重新成为充满生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墨西哥和巴西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已经高居发展中国家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