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

后发国家的两难选择：解读“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辩论代新宇，上海财经大学公管实验班，学号：2010116328
摘要：根据作者的分析，就关注的重心来看，“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其实可以看作是“技术”与“制度”的争论，再进一步就发展的过程来看，它们则是“理性抉择”与“路径依赖”的争论，最后若就改革的手段考察，则它们也是“渐进改革”与“震荡疗法”的争论。

尽管这两种理论思路早已浮现，但直到杨小凯与林毅夫的辩论，才开始直接而明确的理论对话。

对于上述的讨论，林毅夫认为自己是坚持“理性人假设”的，但实际上他在论证中却隐含了“仁慈政府”的预设，他为“后发优势”所做的辩护也因此存在严重缺陷。

杨小凯的出发点则是“路径依赖”，但若追本溯源，其基本的思路也还是理性抉择，不过因为短视近利而身陷落后体制之中。

此外，双方讨论过程中存在共同的问题是：虽各自援引有利的案例，却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

但简单任意的选用事例，并无法为其论证提供可靠、有力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理性抉择路径依赖渐进震荡疗法
一、问题缘起：中国发展模式与杨、林“后发辩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时被视作“中国奇迹”，也因此得到了举世学者的关注。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而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没有？尤其中国的发展模式能否持续下去？凡此，均为学者不断思索、探讨的主题，其中杨小凯教授与林毅夫教授二十一世纪初的那场辩论，更是这个讨论的高潮。

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因此低成本、迅速地实现飞跃发展。

反之，杨小凯则认为后发国家若只靠模仿技术而不参考发达国家的制度，即便短期内经济可能有所增长，但不易维持长期而持续的发展。

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是必要的。

在这场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中央计划经济。

“在这种体系下，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

”1这种体制被广泛认为不能为中国带来发展，这是实施“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

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制度改革先行，暂缓政治制度改革，实施一种后来被视作是“渐进式改革”（gradualism）的路径。

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一种渐进式，即从之前的“计划单轨”到“计划与市场双轨”，再到“市场单轨”。

2通过保证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减少改革阻
1引自维基百科“计划经济”词条。

来源：/wiki/计划经济。

2可参考林毅夫. 2003.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经济学(季刊), 2(4):
989-1004；同时可参考林毅夫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稿，来源：
/view.php?id=809
力，实现较为平稳的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研究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可以帮助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

3例如，乡镇企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41987年乡镇企业的出口比重由11%上升到1993年的35%；到1994年，雇佣的劳动力则达到1.2亿，超过了国有企业的1.1亿。

5基于乡镇企业的成绩，Oi （1992)、Jin，Qian and Weingast （2000) 强调了“财政包干制”对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意义。

6也因此，当1994年“分税制”实施之后，乡镇企业便迅速淡出舞台；地方政府转而通过“招商引资”来发展经济，“土地财政”成为讨论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核心。

在这两个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活动中，政府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经济活动，扮演推动发展的火车头角色。

二、论证核心：“技术”或“制度”？
“后发优势”观点的理论源起，可以追溯到俄裔美籍的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

7他强调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来推动工业化。

8林毅夫的论证也延续了这一观点。

9相反的，“后发劣势”观点认为制度才是决定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

10Olson (1982) 认为这是对“对后进者的诅咒”（curse to the latecomer）。

11后发国家容易模仿技术而非制度，初期的成功却给后期的发展留下隐患，因此很难维持持续的增长。

12杨小凯将这样的思路意译为“后发劣势”。

13他认为，经济转轨中的“双轨制”对宪政转轨造成的伤害，可能远远超过了这种“平顺转型”的短期好处。

14
3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2010）中强调“县域竞争”的作用。

4林毅夫. 2003.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经济学(季刊), 2(4): 989-1004.
5同上。

6转引自周黎安. 2004.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经济研究6: 33-40.
7Gerschenkron, Alexander.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8此处转引自：方忠. 2009. "国外后发优势理论研究回顾及述评.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2): 89-93.
9林毅夫. 2003.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经济学(季刊), 2(4): 989-1004.
10请参考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Olson, Mancur.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Sachs, J., 胡永泰, 杨小凯. 2003.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经济学(季刊) 2(4): 961-988. 与杨小凯. 2003. "经济改革和宪政
转轨: 回应." 经济学(季刊) 2(4): 1005-1008.
11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2Sachs, J., 胡永泰, 杨小凯. 2003.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经济学(季刊) 2(4): 961-988.
13杨小凯2000年在北京的演讲后被发表在新财经上。

杨小凯. 2004. "后发劣势." 新财经, 8:
120-122。

14Sachs, J., 胡永泰, 杨小凯. 2003.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经济学(季刊) 2(4): 961-988. 页983。

杨小凯进一步解释，经济发展是制度的产物，由于落后国家起步较晚，在许多方面都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模仿的空间很大。

但如果只是简单的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而不是参考题目的制度，就很难取得发达国家在特定制度之下才能取得的经济成就。

由于改革制度总触犯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因此，对落后国家而言，总是移植技术容易，而仿效制度困难。

这种单凭技术模仿会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经济发展，但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15比如清朝洋务运动的失败、前苏联转型的困境等。

他如此论证：
苏联20 世纪30 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

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致死。

——杨小凯（2004）16
清朝的洋务运动是另一个例子……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

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

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

最有趣的是，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

——杨小凯（2004）17
因此，杨小凯认为，双轨制会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因为“政府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

”18而企业则会群起寻求“政策租金”，这样的片面模仿技术，而忽视“游戏规则”，延误“宪政转轨”，将会可能导致激励扭曲，资源误置，斵丧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

针对杨小凯的论点，林毅夫不久后就做出回应。

他认为后发国家在技术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加速后发国家的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更快。

19他认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20既不是后发国家追上发达国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他认为所谓的“宪政体制”，通常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实践过程中调整适应而来（这是所谓的“制度内生”）观点。

换言之，后发国家可以不靠采纳先进国家的制度，也可能超越英美的发展水平。

过渡时期的制度，既然不一定会使国家
15Sachs, J., 胡永泰, 杨小凯. 2003.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经济学(季刊) 2(4): 961-988.
16杨小凯. 2004. "后发劣势." 新财经, 8: 120-122。

页121。

17同上。

页121-122。

18Sachs, J., 胡永泰, 杨小凯. 2003.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经济学(季刊) 2(4): 961-988. 页962。

19林毅夫. 2003.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经济学(季刊), 2(4): 989-1004.页991-992。

20此语引自韦森对杨林辩论的评论，参考韦森. 经济学如诗. 上海: 上海人民, 2003。

页287。

机会主义制度化，万一不幸如此，也可以通过发展本身而逐步改善。

21
追根究底，林毅夫认为，世间不存在某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最优制度，一个国家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制度：因此，制度是内生的，与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相适应。

若不考虑经济结构对政治的影响，即使通过民主宪政的法律，也难以拥有民主宪政的实质。

22他同时提出，宪政是“人民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宪法。

”人民接受并遵循一套新的规则需要时间；而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3林毅夫用英国的共和宪政为自己的论点辩护：
英国的共和宪政也不是仅因为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英王威廉三世在1689年宣布大宪章完成的。

从12世纪以来，英国封建贵族的力量逐渐强大，贵族废立国王的事件时有发生，国王的统治越来越需要取得代表贵族利益的议会的支持，威廉三世本身就是英国贵族从荷兰迎立来取代他们不满意的詹姆斯二世的。

挖如果没有贵族本身力量的强大，即使通过了限制国王权力的宪章，统治者仍可随时撕毁宪章或将宪章束之高阁，就像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

——林毅夫（2003）24
因此，林毅夫强调制度是内生于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

也因此，他认为：“国家机会主义在任何社会都不是毫无限制的，[毕竟] 任何政权都需要人民的支持。

”25他援引杨小凯（2000）所举的19世纪法国税收水平低于英国的例子，指出杨小凯是自相矛盾的：专制主义下的法国税赋低于共和宪政的英国，这正说明了国家机会主义并不一定是专制制度的属性。

26他因而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一个国家都不必也不应照搬别国的发展经验；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如此大的情况下，尤其不应如此；坏的制度必然会被抛弃，好的制度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

27
根据上述的分析，虽然双方侧重不同：“后发优势”论强调技术，“后发劣势”则凸出制度，但在论证的过程中，双方也都涉及对方的论证，杨小凯认为唯有适切的制度，才能激励技术创新，反之，林毅夫则认为通过技术模傲，促进经济发展后，制度自然可以调整。

那么，不管是强调“制度”还是“技术”，之所以存在争论，还是因为双方论证前提不同：林毅夫采用“理性抉择”的前提；杨小凯
21林毅夫. 2003.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经济学(季刊), 2(4): 989-1004.。

页995。

22林毅夫. 2003.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经济学(季刊), 2(4): 989-1004。

页997。

23同上。

页995。

24同上。

页995-996。

25同上。

页994。

26同上。

页994注11。

27同上。

页1003。

采用“路径依赖”的逻辑。

逻辑起点不同，结论自然不同。

28这部分且看下节分析。

三、论证思路：“理性抉择”或“路径依赖”？
“理性抉择”和“路径依赖”是两个不同的理论预设。

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人的理性在于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

”29随后的许多领域的研究也在使用这一假设，特别是经济学领域。

反之，“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最早由Paul David提出。

30就像打字机上的键盘布局（QWERTY 模式）早已不是最有效率，但依然用在电脑键盘上一样；一个标准的使用，会给它的改变带来巨大成本；即使是一个次优的标准，一旦实施也会成为现实的最优。

31诺斯（Douglass North）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

32他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33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可能进入良性的轨道；也可能沿着错误的路径下滑，甚至进入乃至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制度之中。

34
对于上述制度理论，林毅夫认为“人是理性的，这是前提，是无需证明的。

”35当制度不再适合经济发展时，理性的个人就会调整适应，采用新的制度；而在这种调整机制下，最优制度内生于经济发展。

反之，杨小凯认为制度本身具有惯性，制度改革成本巨大，专制制度若不立意进行改革，自然会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后期改革成本巨大，可能使经济长期停滞。

36两位教授的前提假设没有问题，但双方各有不足。

因为，严格的讲，世上没有“完全理性”，理性模型必须是“有限理性”，两方面，路径依赖本身也是理性抉择的结果，不过比较短视近利尔。

37
28林毅夫的论证存在更多的问题，这在后文会详述。

29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Electric Book, 1998: 593-594.
30请参考David, Paul A.,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 332-337.
31同上。

32请参考North, Douglass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3诺思著，陈郁、罗华平译.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1. 此处转引自吴敬琏. 1995. "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对诺斯教授演讲的评论." 改革3: 57.
34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页112。

35可参考林毅夫. 2003.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经济学(季刊), 2(4):
989-1004；同时可参考林毅夫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稿，来源：
/view.php?id=809
36杨小凯的理论预设中其实也包含理性抉择，而且正确运用了这个假设。

从理性抉择推到路径依赖，再到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根据作者的看法，这个论证相当严密。

37这里需要强调一点，“路径依赖”的理论前提其实也是理性抉择；并未假设政府是仁慈的，这个思路认为政府是由具体的官员组成，他们的目标也是个人的利益的最大化。

换言之，回到论证的逻辑起点，“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论证都预设了理性抉择。

实际上，根据同样思路
根据作者的看法，林毅夫的论证的问题在将“个人理性”假设应用到“集体层面”。

若假设人都是理性自利的，那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也是自利的，但他们的利益未必等同于全社会的集体利益。

因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很难直接等同。

林所犯的错误在于预设政府是仁慈的（或善意的/初衷本善的，benevolent government），这就没法理解“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可能出现的冲突。

进一步分析，只有存在“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时，有权者或国家方才可能接受制度改革，国家经济方能持续发展，但这个前提在现实中很少发生。

而且在此同时，由于权力分配不均，新增的利益也会分配不均，长此以往，肯定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此时，如果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则有权者的最优策略是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掠夺或镇压，维护其的特权和私利，直到社会所能忍受的极限为止。

38此时社会成员丧失拼搏激励，生产效率会降低，结果便是长期的经济萧条。

这便是林毅夫论证的问题所在。

反之，杨小凯的论证虽然逻辑严密，具有理论的支撑，但缺少有说服力的案例帮助说明问题。

我们再一次检讨他所举的两个案例：清朝的洋务运动与前苏联的工业转型。

首先是清朝的洋务运动，尽管存在国家直接或间接的介入经济，但很难将清朝的覆亡归结为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反之，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与晚清的“立宪运动”等，均的确力图在较短时间内，移植西方的相关制度。

但由于长期的封闭，加上政府积弱，对移植何种制度？如何进行移植？如何加以落实？其实缺乏清晰的思路与实践的能力。

由于从规划制度改革，到具体落实整顿，期间需要一段较长的过程。

但当时的国际形势，并没有给清王朝太多时间，可以去规划、调适，政经改革也并未能具体落实。

所以，对清王朝的君臣而言，未必是“不愿改革”，反而比较接近“无法改革”（缺乏认识、能力与时间），这反而比较支持“制度内生”的说法，对支持“后发劣势”的论证而言，这个案例恐怕未必是合适的案例。

另方面，如何诠释前苏联的体制转型，恐怕也存在模棱两可的余地。

俄罗斯在“宪政转轨”之前的经济萧条，是否绝对不可避免？“转轨”之后的经济萧条，是否为“宪政转轨”过程中所必须承受的短期痛苦？39若是，那么是否在“转轨”之后，俄罗斯经济就将快速起飞？根据目前的看法，俄国的宪政改革似乎带来的是无止境的萧条？40目前的增长只是因为“原料/资源”的国际价格上扬而
之下，“后发劣势”的推论更合逻辑，“后发优势”则并不能回答“后发劣势”的质疑。

作者因此怀疑，为了回应杨小凯的质疑，林毅夫才增加了“仁慈政府”的假设，从而偏离了一般“理性抉择”分析的预设。

38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39即经历长期的专制之后的路径依赖，在经过震荡疗法之后，需要为其付出代价。

40这种“长期萧条”意味着损害一代人的利益。

伤害一代人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代人的利益，是不符合代际公平的原则的。

我们不应该去损害后代人的利益，同样我们也不应该为了后代人的
利益损害当代人的利益。

呈现短期的繁荣。

如果通过调适融化“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的成本低于“震荡疗法”的宪政转轨，那么采用“震荡疗法”是否必要？俄罗斯的转轨经验，是否充分支持杨小凯的“激进改革”？由于杨教授不期的早逝，这些案例上的质疑，他并未能够逐一仔细的回答。

简言之，在前引的辩论中，林毅夫的论证存在理论预设的缺陷，而杨小凯的举证却都值得商榷。

四、小结：后发国家的政策抉择：渐进或激进改革
根据上述的分析，后发国家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方式，本文并不打算急于下结论。

但希望对现有的后发国家选择“渐进改革”或“震荡疗法”提供一个可能的注解。

对此，我们若结合杨小凯、林毅夫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分析，倘若预设一个国家是仁慈的，则适合采用“渐进改革”；倘若认为国家是掠夺的，则使用“震荡疗法”。

而这个预设则有待整个社会的共识。

根据这个新的论点，我们可以用来分析（1）知识分子对于洋务运动的期待，以及（2）中苏两个改革的分途。

就前者而言，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如张謇），认为清王朝确有救亡图存，幡然改革之心，因此，他们同情并支持王朝的“渐进改革”（如晚清的立宪运动），反之，另一批知识分子（如康、梁）则对清王朝的立意严重质疑，认为他们只是借改革为名，延续自身的既得利益，因此主张“激进改革”，逐渐倾向早有此意的“革命党”（如孙文、黄兴）的立场。

41
其次，前苏联和中国困于“计划体制”的危机，但却发展出不同的做法，也带来不同的结果。

苏联转型期间，容许各种公开揭发（glasnost），整个社会因此可能对“仁慈政府”的前提有所动摇，也因此越来越倾向于叶利钦的“激进改革”（shock therapy）而非之前戈尔巴乔夫所设计的“体制重整”（perestroika）。

相反，在中国，对历史遗留的“父母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理，却给人们带来信任政府权威、愿受政府领导的传统，因此，中国人民对于“仁慈政府”仍然深信不疑，也因此走上渐进改革之路。

42
综合上述，作者参考之前的“后进辩论”，条理出两个论点的逻辑，并将其整合为一个新的研究假说，但由于时间与篇幅的关系，本文希望以此假说作为暂时的小结，希望未来时间许可，将其作为下一个系列研究的开始。

41周叶中、江国华，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刘刚、李冬君，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2吴敬琏等，渐进与激进: 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盛洪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格致/上海三联/上海人民，第2版，2009。

参考文献
[1] Gerschenkron, Alexander.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 Jin, H., Y. Qian, and B. Weingast, 2000,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memo.
[3]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The Electric Book, 1998.
[4] David, Paul A.,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 332-337.
[5] North, D.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 Oi, J. ,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 World Politics 45: 99-126.
[7] Olson, Mancu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8] Olson, Mancur.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9] 方忠. 2009. "国外后发优势理论研究回顾及述评.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11(2): 89-93.
[10] 林毅夫. 2003.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经济学(季刊),
2(4): 989-1004.
[11] 林毅夫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整理：/view.php?id=809。

[12] Sachs, J., 胡永泰, 杨小凯. 2003.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经济学(季刊) 2(4):
961-988.
[13] 诺思著，陈郁、罗华平译.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1.
[14] 维基百科“计划经济”词条。

来源：/wiki/计划经济
[15] 韦森. 经济学如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页287。

[16] 吴敬琏. 1995. "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对诺斯教授演讲的评论." 改革3:
57.
[17] 杨小凯. 2003.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回应." 经济学(季刊) 2(4):
1005-1008.
[18] 杨小凯. 2004. "后发劣势." 新财经, 8: 120-122。

[19] 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制度. 中信出版社, 2009.
[20] 周黎安. 2004.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经济研究6: 33-40.
[21]周叶中、江国华，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武汉：武汉大学出
版社，2010。

[22]刘刚、李冬君，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杭州：浙江大学出
版社，2011。

[23]吴敬琏等，渐进与激进: 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24]盛洪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格致/上海三联/上海人民，第2版，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