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具体运用(一)

刑法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具体运用（一）

关键词:刑法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例示

内容提要:由于刑法规范不是为了表达立法原意而存在的，且立法原意在相当多的场合也难以把握，因而刑法解释的目标不能被认为是揭示立法原意。刑法解释的目标也不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罪刑法定在技术上没有制约作用。重要的是合理地运用解释方法，以得出刑法解释的合理结论。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在刑法解释中运用广泛，可以实现刑法规范保护法益的目的，使刑法规范和用语的解释相互协调。一、引言：刑法解释的目标

刑法适用的过程就是刑法解释的过程。因此，从规范刑法学的角度看，刑法解释是刑法学中最为基本的范畴。在刑法解释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刑法解释目标与刑法解释方法。在历来的刑法理论研究中，学者对刑法解释目标与刑法解释方法都给予了关注，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则鲜有深入论述，或者说将两者彼此分离、割裂的研究比较普遍。这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旨在通过一些刑法规范的解释，显现目的解释方法和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以求触类旁通地为合理解释刑法作些例示。但是仍需简单阐明，研究刑法解释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刑法解释目标决定着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方向，关系到刑法解释规则的厘定。倘若离开刑法解释的正确目标去进行刑法解释，即使解释方法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解释的结论也可能极为不合理。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什么？是遵从立法原意还是实现刑法的正义？是尽

力揭示法律条文背后蕴涵的所谓立法精神，还是将刑法作为一种客观的、用文字表述的规范予以对待而揭示文字包含的意义？这是学者们一直苦苦追索的问题。1997 年刑法修订后，刑法解释成为刑法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人们的分歧仍十分巨大，而争执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刑法解释的目标。传统学说强调解释的目标要遵从立法原意，① 但笔者认为，当有立法文献资料可以查找时，立法原意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从罪刑法定原则之基本要求来看，这样的立法原意应当遵循。比如，《刑法》第382 条在第1 款将“国家工作人员”规

定为贪污罪主体的同时，也在第2 款将“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规定为该罪主体。司法实践中围绕“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是否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成立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产生了争论，因而必须对《刑法》382 条第2 款规定的这一类人员的含义进行合理解释，解释的权威依据就是体现立法原意的刑法修订草案说明——1997年3 月1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主任薛驹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有的代表提出，贪污罪的主体中未能包括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利于对国有财产的保护。因此，

建议在贪污罪中增加一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罪论 '。”这一立法背景资料充分说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作为贪污罪的主体被规定下来，是出于严惩贪污犯罪、更为广泛地保护国有财产的目的，显然，这类人员是指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但受国家机关等国有单位委托，以承包、租赁等方式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这类人员只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但不能成为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2 月13 日通过的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指出，对这类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应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这遵从了立法原意。但是，多数情况下，立法原意是难以掌握的，而且揭示立法原意作为刑法解释的目标本身值得怀疑。之所以说立法原意难以把握，是因为：（1）立法的过程十分复杂，立法的过程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思表达过程，刑法条文的形成往往没有痕迹或痕迹不清，即使是参与立法的人也往往不清楚条文厘定时该条文的全部意思。例如，关于自首的成立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96年10月10 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66 条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历次的《刑法修定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均吸收以往司

法解释的有关内容，规定自首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和“接受审判”三个条件，但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于1997年2 月17 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修改稿）第68 条，却只规定了“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条件。② 直到现行刑法典第67 条，关于自首的成立条件都只规定了“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试问：刑法作如此规定其“立法原意”是什么？“接受审判”还是不是自首的成立条件？对此，没有立法文献可以证实。据笔者了解，参与立法的专家们也不得而知。尽管刑法修订之后理论界普遍认为自首成立仍须以“接受审判”为条件，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6日《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条也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从

而在实质上也将“接受审查和裁判”作为自首成立条件予以明确，但是把“接受审判”视为立法原意赋予的自首成立条件，毫无疑问是牵强附会的。③（2）立法不是对个案的命令，刑法规范和用语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和概念性，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大量事实是立法者在设置规范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的，这主要是因为立法者和执法者没有共同的实践。执法者的实践是将事实和规范相对应的“找法活动”，用规范去评价事实，对于事实能否与规范对应，执法者面临的情况是异常纷繁和细致的，最为致命的是面对待评价事实不能回避；而立法者的实践完全不同，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立法往往是对执法经验的总结，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