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流派

日本文学流派：自然主义文学

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指20世纪初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一群作家的创作，主要限于小说。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岩野泡鸣、正宗白鸟等人。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针对“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而兴起的新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揭起了彻底反对旧道德、反对因袭观念的旗帜，主张一切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写作；在艺术形式上，他们主张“排除技巧”，在语言上，成功地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革新。

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之所以成为日本现代文学确立时期的主导理论，是由于自明治维新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性，使得现代文学迟迟未能形成。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社会现实的阴暗气氛日益沉重,在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之前流行的“砚友社”形式主义的文学和初露苗头的追求积极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阴暗现实的摧残下相继夭折。日本作家们对时代普遍感到悲观与幻灭，他们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世纪末思想中发现了投合他们兴趣的观念。这就是自然主义在日本成为风靡一时的文艺运动的缘故。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最初是由几个作家按这种文学理论进行模仿性的创作开始的。1901年小杉天外的作品《流行歌》，1902年永井荷风的作品《地狱之花》,都是按照左拉所提出的自然主义理论写成的作品。小杉在他的作品序言中指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无所谓善恶美丑，作家的责任就是按照“自然”的现象如实去写。永井则在他的作品的跋文中，主张作家应该着力去刻画由“祖先遗传”带来的“动物性”。这一时期，作家们对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还只停留在对左拉的理论的介绍上。1906至191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最有影响的是美学家岛村抱月与文艺评论家长谷川天溪，还有片上天弦、相马御风、中村星湖、本间久雄等人；鼓吹自然主义，以长谷川最为热心，他的代表论文有《幻灭时代的艺术》、《排除逻辑的游戏》、《现实暴露之悲哀》等。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破理显实”和“觉醒者的悲哀”等口号。所谓“破理显实”，即主张作家要排除一切理想，客观主义地、按照事物原样子去写“真实”；所谓“觉醒者的悲哀”，即认为作家在“发现了毫无虚假的现实”之后，“其背后则是深刻悲哀的苦海”，并鼓吹“这种有增无减的背后的悲哀，才是真正现代文艺的生命”。岛村抱月在《代序·论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从对一切道德、义务和理想表示绝对的怀疑出发，主张作家写自己来进行忏悔。他说：“摒弃一切虚伪，忘掉一切矫饰，痛切凝视你自己的现实，先是凝视，然后你就忏悔。”岛村抱月的这一主张，为日本文学中形成根深蒂固的“私小说”传统提供了理论基础。

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种种消极因素。在题材上，他们从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实证主义那里接受了“只有经验事实或经验现象才是‘确实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认为只有写自己才能保住文学的生命──真实。他们并从岛村那里接受了“自我忏悔”的主张，从而把写作范围限制在个人的，平庸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创作方法上，

由于坚持“经验”、“感觉”，否认想象力在文学中的作用，甚至否认理性的作用，从而排斥概括、夸张等典型化的创作方法。他们强调生理遗传或性欲的作用，致力于描写在这种作用下的黑暗现实，并从“觉醒者的悲哀”的角度，将作品写得十分灰暗，充满了悲观与绝望的色彩。

但是，不能据此来概括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整个创作倾向，也不能据此全盘否定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如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都是采用典型化的方法而具有积极社会意义和富于批判精神的作品。岛崎的《春》、《家》，山田的《生》、《妻》、《缘》，尽管在创作方法上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但仍有揭示现实、批判社会的一面。至于岛崎的《新生》和田山的《棉被》，则属于描写个人生活的所谓“忏悔文学”的作品。这说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本身具有错综复杂的因素。

日本民主主义文学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学运动。1945年，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取得胜利。美国占领日本，取消军国主义法西斯律条《治安维持法》。长期遭到监禁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革命家和革命作家获得自由。随着日本共产党的重建，它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也逐步兴起。

日本战后的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宫本显治和藏原惟人领导下开展的。他们总结了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认为必须克服战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发动“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根据当时日共中央提出的重建党和斗争方针，由藏原惟人、中野重治(1902～1979)、壶井繁治(1897～1975)、秋田雨雀(1883～1962）、江口涣(1887～1975)、洼川鹤次郎（1903～1974)、藤森成吉（1892～1977）、宫本百合子(1899～1951) 、德永直（1899～1958）等人发起，1945年建立新日本文学会”。翌年出版机关刊物《新日本文学》，并宣布5条纲领：①创作和普及民主主义文学；②发扬和集结人民大众的创造性文学力量；③同反动文学和文化进行斗争；④争取进步文学活动的完全自由；⑤同国内国际进步文学和文化运动联合与合作。1946年，日本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政策》中关于文学的部分，与“新日本文学会”纲领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评论家、后来担任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中岛健藏(1903～1979)、小说家阿部知二(1903～1973)分别担任过这个组织的主席、副主席。老作家志贺直哉(1883～1971)、野上弥生子(1885～)、广津和郎(1891～1968) 等也曾给以赞助。

以后产生了一批较好的作品，主要有：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1946～1947）、《知风草》(1946)、《两个院子》(1947)、《路标》(1947～1950)，中野重治的《五勺酒》（1947），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1946～1948)，佐多稻子(1904～)的《我的东京地图》(1949)，壶井荣（1900～1967）的《妻子的地位》(1949)，田中英光(1913～1949)的《少女》(1947)，山代巴的《款冬花梗》(1948)等。

1950年共产党情报局批评日共，在日共领导阶层中产生主流派和国际派的分歧。在文化方针方面也出现了两种观点，以藤森成吉、野间宏(1915～)、德永直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党员作家一度脱离“新日本文学会”，重新出版《人民文学》杂志（1950年创刊）。“人民文学派”不满意“新日本文学会”的上述纲领，而主张必须把下列各点明确地写进纲领中去，即文学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作家要深入工厂农村，重视培育工农作家等。他们认为宫本百合子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并对她展开批判。这一派作家于1952年重新回到新日本文学会，避免了进一步的分裂。

另外，还有一批评论家，如本多秋五(1908～)、平野谦(1907～1978)、荒正人(1913～1979)、埴谷雄高(1910～)、小田切秀雄(1916～)、佐佐木基一(1914～)、山室静(1906～)等七人，在1946年创刊《近代文学》杂志。这些评论家大多受过战前低潮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目睹革命文学家受到的压迫和侵略战争的失败，度过了所谓“黑暗峡谷”。尽管他们也都隶属于新日本文学会，但却保留着相对的独立性，采取尊重文学自主性的立场。他们曾经提出政治与文学论（主要围绕关于小林多喜二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换代论、自主论等问题,同新日本文学会内的主要文学家如中野重治等展开论争。他们还就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所谓“偏向”、党员作家的变节和支持侵略战争等问题开展批判活动。在这些论争中，宫本显治和藏原惟人也发表过一些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近代文学派力量不断增长，1946年虽有评论家小田切秀雄由于意见分歧宣布退出，翌年却有久保田正文(1912～)、花田清辉(1909～1974)、大西巨人(1919～)、野间宏、福永武彦(1918～)、加藤周一(1919～)、中村真一郎(1918～)等8人加入近代文学派；1948年还有寺田透(1915～)、三岛由纪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