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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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24人,开幕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讲话;最后,大会通过了《宣言》,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这个大会揭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新的一页,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诗体散文杨朔第一个明确提出“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在整体构思上通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使描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借奇异的海上幻景展现今日渔岛生活的兴旺美好;《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荷花淀派":50年代,一批追求作品诗情画意的河北作家相继出现,代表人物有孙犁,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他们的创作风格基本一致,大多以冀中地区,特别是白洋淀地区的农村乡土人情为经,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生活现实为纬,采用现实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创作出一批格调优美,语言清新的优秀作品,孙犁的《荷花淀》为代表作品,所以这一文学流派称为"荷花淀派".
第四种剧本是剧作家刘川对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戏剧的概括。这些剧本突破了当时剧坛所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而显示出某些特色。被称作“第四种剧本”的,主要有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此外,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来到之前》、王少燕的《葡萄烂了》、李超的《开会忙》等剧作,因其相似的创作倾向,也被看作是“第四种剧本”。突破“工农兵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的既定框架和公式。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提法源于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而真正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同属“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品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文革”灾难,描述了人们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其在人们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内在创伤,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在新时期出现的第二个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作品着重对“文革”、十七年甚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改革文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作家开始把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关注现实中的改革发展,形成了风行一时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公认为“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其他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像》、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柯云路的《新星》、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等;着重表现对农村和城市改革出现的新气象的肯定,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和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思索。
寻根文学进入 80 年代中期,文坛出现“文化寻根”热,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十年动乱乃至自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新写实小说”又称“新写实主义”, 80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方方《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一地鸡毛》等;他们热衷于对现实生活进行近乎自然主义的“生活流”细节描绘,崇尚对现实的“原生态”表现,刻意避免在叙述中掺杂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其创作呈现出新的气息,一时成为读者喜爱的新的小说形式。
新历史主义小说 80 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莫言的《红高粱》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其他主要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主义在真实观、历史观和艺术观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追求对题材的抽象和超越,把题材、人物、事件仅仅当作一种背景,主要表现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
"归来的诗人"是指因50年代政治运动等原因,被迫离开诗坛,又因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而重返诗坛的中老年诗人。归来诗人由三类诗人组成。归来诗人的诗被称为“归来之歌”。归来之歌具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和反思成分,思辩性和哲理性是其特色。
"崛起的一代"主要指70年代末期以后涌现的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的年轻诗人。具体包括:⑴延续五六十年代诗歌主流“传统”的诗人,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杨牧;⑵在“文革”中成长具有反叛和变革意味的朦胧诗人,如食指、北岛、舒婷、顾城;⑶80年代以后出现的更年轻的诗人,如海子、骆一禾、西川等。
"白洋淀诗群"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插队”,如根子、多多、芒克、林莽等;另外,一些其他地方的知青,与他们关系密切,经常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江河等。他们的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被称为"白洋淀诗群"。他们的创作被看作是“朦胧诗运动”的先声和准备。
“三个崛起”是指在80年代初,三篇以“崛起”命名的支持朦胧诗的文章。(2分)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
朦胧诗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出现的诗歌流派,代表人北岛、舒婷、顾城等。(1分)主要在启蒙主义的人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创新两方面进行了探索。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国民性,表现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艺术形式上运用了一些现代派表现手法。(3分)对于促进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后为新生代诗人取代。(1)“反思散文”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进一步从政治的从属地位解脱出来,在散文领域出现了一些以理性反思为主要内容的文章,如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丁玲《“牛棚”小品》、冰心《怀念老舍先生》等。它们冲破了伪浪漫主义粉饰美化的恶习,恢复发扬了五四文学讲真话、抒真情的传统,对历史的理性思索和“文革”悲剧的探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新生代诗歌"被称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酝酿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潮;他们反抗朦胧诗经典化的诗歌理念,具有非英雄和非崇高、荒谬感和随意性、非修辞和口语化等特点;代表性诗人和诗作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他们的诗歌体现出来的“平民化”和“私人化”倾向,张扬了“个人话语”和“私人感觉”的合理性,也暴露了远离史诗意识的诗歌创作在意义上的缺失。
“他们文学社” 90年代新生代诗歌团体,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王寅、丁当、陆忆敏、朱文等;共出过9期《他们》杂志;其诗作注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主张诗歌语言要与个人的灵魂、生命体验相对应,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观念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命题;在青年诗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富于代表性和争论性的诗歌论题。
“非非主义”“非非主义”的实验诗歌活动由周伦佑、蓝马等人于1986年在四川组织发起;相对于诗歌实践,“非非主义”的突出活动在于其诗歌理论和主张;“非非主义”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们表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革语言的可能的执信”;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项内容的“创造还原”;并要求诗歌语言实行“非抽象化”、“非确定化”等“非非”处理等等。
“莽汉主义”“莽汉主义”的成员有万夏、胡冬、李亚伟、马松等。他们受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自称“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往往以嘲讽的、不羁的叙述者形象,十分随意地使用口语。对于“优美”、“崇高”的摧毁和破坏,是“莽汉主义”解构性作品的主要特征。较著名的诗篇有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马松的《咖啡馆》、李亚伟的《中文系》等。90年代伊沙的《饿死诗人》等诗作,是这种诗风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