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士中国文化[论文]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摘要] 隐士与隐逸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隐士、隐逸现象的研究很多，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有的学者关注隐士的类型划分，有的学者研究隐士的人格心态，有的学者探讨隐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有的学者考辨隐士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他们所圈定的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隐士，其身份的合法性在哪里？本研究就是从追问隐士的身份合法性开始，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诠释学两种社会学理论视角，考察隐士身份的确立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就是通过一种人物类型的研究，揭示一种有持久影响力的社会思想。

[关键词] 隐士；隐逸；价值；文化

一、隐士的含义

“隐士”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这自然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又不同于悲天悯世和佛教的思想，因为隐士的人生观虽不积极，却是乐观的。自然更不同于欧美的功利主义，而截然相反。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绝非欧美人所能理解的。

一个清高自诩的人，要不做皇帝的臣子，决没有其他的土地或事业容许他寄迹，那就只有做“隐士”了。此所以“义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终于甘食薇蕨而饿死在首阳山，成为中国隐士的典型。“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

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十分欣赏陶渊明、林和靖之流的隐居逍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采菊”文化，依然“枝头抱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暗香”文化，依然“香远益清”。

二、中国古代的隐士

中国人尊崇隐士的传统可以一直上溯到历史的源头。黄帝作为华夏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始祖，其治国与修身之术传说是来自于一位神化了的隐士高人——广成子。广成子传给黄帝的秘诀，既是肉体的长生不老之术，又是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从此，尊崇隐士的传统

得以确立，隐士思想就像历史洪流背后那无所不在的影子，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悄悄修正和改变着中华文明的成色和进程。

许由拒绝尧帝让天下于他，从而奠定了上古隐士面对世俗权力的绝对精神优势。善卷、壤父、务光三位上古高士，或以布衣而为王者之师，或击壤高歌于太平之世，或以自杀身死来拒绝当帝王，他们虽然在典籍中只有昙花一现般的记录，但却足以成为后世隐者的楷模。接下来的老子、庄子、一举奠定了传之千古的中国道家学术的基石，成为集中国上古隐士思想之大成者。另外，伯夷、叔齐为了道义而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体现了上古隐者的高尚气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成为千古知音的绝唱；楚狂接舆、蓬莱安期生，更是上古隐者中特立独行的异类，他们不仅丰富了中国隐士的形态类型，更为后世隐者开启了一条纵情自在、游戏人生的潇洒道路。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

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谢朓的诗句“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朓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朓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正如美国学者比尔·波特所言：“隐士就那么存在了；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

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真隐士和假隐士

不管是“小隐隐陵薮”，还是“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德行高洁、与世无争、心无块垒、超然世外，是隐士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然而隐士也给人们留下了极为不佳的深刻印象，这就是欲进故退、欲仕故隐，将隐逸作为出仕铺垫之“终南捷径”的作秀。更有甚者，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出场诗对明代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名士陈继儒的嘲讽：“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隐士自古就有真隐和假隐之分。其中之假隐又可分为二类：其一是所谓隐以待时者，他们的内心其实极为渴望功名，只是由于时运不济或机遇不凑，只好暂且隐居于山林，以观时势变化待机会而出。其代表人物大概要首推人们熟知的姜太公吕尚，当年他隐钓于渭水之滨，为的是钓上姬昌这条大鱼，以实现其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但结束自己颠沛流离于街头连做点贩卖笊篱、面粉等小生意也“倒担归家”的草民生涯，却应该是其最真实的初衷；诸葛亮也是这类假隐士，他虽“躬耕陇亩”，却“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一待刘皇叔来访，便将久蕴心头、构思缜密的“隆中对”一泻而发，其渴望功名之心何等急切。这类人物虽是假隐，倒还不失真诚，因为他们并不讳言其达则兼济天下的渴望。另一类假隐士则纯粹是将隐逸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