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精神探索与思想界限

杜甫的精神探索与思想界限

一、杜甫的精神成长之路

杜甫出身于官僚世家，其祖父杜审言又是著名诗人，因而接受了很好的诗学教育，自称：“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杜家与初唐另一著名诗人沈佺期家还有很深的关系，杜甫称：“通家惟沈氏”。有关杜甫诗歌创作与这些诗学前辈的关系，宋人曾有一些猜度。如黄庭坚说：“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范温云：“老杜律诗布置法度，全学沈佺期，更推广集大成耳。沈云：‘云白山青千万里，几时重谒圣明君。’杜云：‘云白山青万馀里，愁看直北是长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杜云：‘春水如船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是皆不免蹈袭前辈。”其实，这些蹈袭之处在杜甫创作中未见得有多重要。重要的是，除了祖父和沈、宋之外，杜甫还见识了李白这样的伟大诗人。在他33岁初遇李白后，就对其非常倾倒。可以说，杜甫是初盛唐一百馀年的文化和文学成就哺育出的诗人。比起他的前辈，他有幸见识了更为丰富多彩的诗歌成就，吸收了更为全面深厚的诗学营养。

然而，决定杜甫诗学成就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他的精神成长道路。与杜甫相先后在诗坛上活跃的诗人不下几十位，但唯有杜甫走上了一条特殊的创作道路。杜甫不像李白那样天才卓绝、不受羁绊，他完全是靠认真学习、勤苦锻炼并历经生活磨难才成为伟大诗人的。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精神历练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诗艺和其他方面的锤炼。这是杜甫与其他诗人截然不同之处所在。在同时代，面对同样的时世巨变，很多人有大体近似的遭遇，但其他诗人和士人都没有像杜甫这样在精神上经历了一个自我发现、内心觉悟和思想转化的过程，从而从一个庸人和诗匠蜕变为“诗圣”。

当然，诗人这种精神历练未必完全出于自觉意愿，他也是不得已才走上这样一条人生之路和诗艺之路。在40岁以前，杜甫的人生理想并没有太多不切实际之处。尽管他也难免有唐人好大言

之习，在求人举荐时宣称：“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代表他真实想法的是在《进雕赋表》中所说的这段话：

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企及也。

也就是说，他的理想就是充当一个标准的文学词臣。在这一点上，他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自信。杜甫也有一点走捷径的想法，在24岁一次科场失利后，直到36岁才去参加一次特试。在被愚弄后只好一再投匦献赋，在40岁那年才因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终于换来“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的资格。通观杜甫早期的言行和创作，可以说他的思想起点和其他士子没有什么不同，接受大体相同的儒学教育，只是文学才能尤为突出。

然而，对于诗歌史来讲十分幸运的是，杜甫并没有实现他做文学词臣的理想。从个人的文学训练来看，杜甫对诗、赋以外的其他文体似乎不大擅长，宋人讥为“无韵者几不可读”，不知道是不是与他的家学传授过重诗学有关。杜甫看起来对一般的实用性文体不感兴趣，好像没有为应科试而下苦功练习策、判的写作。不过，这方面的缺欠应当不是决定性的。他的仕宦失利主要还应归因于文人一般的时运不济，以及原因不明的停止参加科试十馀年（中间可能有一段居丧期）。但天宝后期险恶失序的政局显然也给杜甫一种教育，他的思想恰恰就是在这个失意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

由于生活困顿，前途无望，杜甫在长安时期不止一次地有过“儒冠误身”的感慨，在《醉时歌》中甚至对“儒术”发出强烈质疑：“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由于此诗论调过于愤激，所以旧注家总是设法为诗人开解，称其乃“无可奈何之词”、“非真欲孔跖齐观”。诗人当然并没有真的从此弃儒道于不顾，但不可否认，他一度

产生的这种愤激情绪是出于一种完全真实的生活感受。由此可见，杜甫对“儒术”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反复过程。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儒术不过是明经举子的进身之阶，并没有人为了社会理想和人格完善而潜心钻研儒家思想。在此情况下，一旦遭遇仕途挫折，不能凭借儒术有所得，杜甫和其他士人一样，不能不对儒术的价值产生强烈质疑。

但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所作的著名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诗中首先回顾了平生的理想抱负以及在经历挫折后陷入的思想痛苦：“……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其中“蝼蚁”二句解释向有歧义。宋《九家集注》引赵次公注谓“指言藩镇敢自强大之徒”。清仇兆鳌注：“居廊庙者，如蝼蚁拟鲸。”宋《草堂诗笺》谓：“蝼蚁，物之微者，甫自喻。”清浦起龙云：“顾惟二句，揣分引退之词。”据唐人语例，“顾惟”为自念、自谓之义，如杜甫又有《寄题江外草堂》：“顾惟鲁钝姿，岂识悔吝先。”故当以后一种解释为是。“蝼蚁”之喻乃诗人自叹生命微贱，面对理想破灭，诗人不能不陷入“沉饮”、“兀兀”，放歌愁绝。

如果杜甫的思想止于此，不过是重复李白《将进酒》的思路而缺少自振。但诗人接下来写探家路经骊山脚下，由玄宗君臣在山上欢娱而联想到自己在长安的闻见，笔锋一下子转向社会批判。于是，诗人就君臣、君民关系之“至理”发表大段议论，直接抨击朝廷大权落入“卫霍室”的严重问题：“……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长诗的第三部分进而写到自己的家庭生活惨剧：幼子竟饥饿而卒。“……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促。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

不可掇。”在这里，诗人推己及人，由个人遭遇而忧及天下平民百姓，全诗结束于对人民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之中。

这首诗的三个段落可以看作是诗人进行自我思想剖析的三部曲：第一部是理想的破灭，但在理想破灭之后，诗人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理想，而是以“拙意”、“物性”勉励自己，将窃比稷契的空洞志向转向“忧黎元”，同时又有“独耻事干谒”的深刻反思。第二部是社会批判，当诗人由个人失意而开始清醒面对社会现实时，他发现只有重新回到儒家社会理想的立场上，才能对现实的社会昏暗展开批判。此前很多诗人包括李白都已在诗歌中涉及个人与权贵阶层的对立，由此立场再进一步，杜甫开始揭露人民与统治者的对立，由此回复到了儒家的仁政理想之上，使儒家思想在批判现实中重新焕发了思想活力。第三部是自我的人性发现，当面对幼子饥饿而卒的惨剧之时，诗人在内心深处真实重复了儒家先贤所说的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感发现过程，用自己的真实情感体验证实了儒家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社会伦理思想。在这种情感发现的基础上，诗人对儒家社会理想和伦理原则有了更深刻的认同。至此，诗人不再仅仅是从个人的穷达进退来思考问题，他的忧国忧民从此建立在一种高度自觉的思想基础之上。

宋人谓“老杜似孟子”，“真得孟子所存”。以上杜甫在诗歌中所讲述的自己真实的思想过程，在很多方面都在重复《孟子》一书所阐述的思想原则。相比于《孟子》的思想阐述，杜甫所讲述的是自己的亲身体验，没有任何的虚伪造作，具有更直接的生活意义，更真挚的感人力量。对诗人来讲重要的是，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人生实践中体会到了儒家所要求的伦理自觉的意义，而不是只限于从书本上、观念上被动地接受这些道理，儒家思想对于他因此具有了人生实践的意义。此后伴随着安史之乱的社会动荡，杜甫在诗歌中始终坚持忧国忧民的主题，用道德理想来指导其写作，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