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沉默与喧嚣的另一面

“当我绝望时，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如此。”

对我而言，衡量一部电影是否出色在于它能否与观者与现实建立某种深刻联系，所以伯格曼不是我的布努埃尔不是我的塔可夫斯基不是我的，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大师，在主观视角和个人思考方面，他们在探索个人的精神世界上固然伟大，但我不会因为这种哲学晦涩到难以企及而将之推崇到五颗星的高度。1982年获八项奥斯卡的《甘地传》显然是一部世俗意义上的好片，最重要的是赋予观众一种更为立体的思索。其实本来我不想说太多，愤青时代早就离我远去，当你过了热血阶段后，你会觉得诸如“音乐改变世界”的口号都是理想化的无稽之谈。我们不再相信未来，我们用犬儒之眼看待世界，我们更容易看到别人不好的一面，而忽略别人出色的一面。或许出于对西方媒体无限追捧本身的抗拒，让我们反而无视了人物伟大光环背后的可贵品质，曼德拉是如此，甘地也是如此。

之所以花时间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朋友在微博上的回复，我不想矫正他人的价值观，只是希望我们在评判时别轻易拿出自己的价值标尺来衡量。以我们所受教育的思维出发，甘地并不成功，印度的独立似乎是混合着妥协屈服的产物，是日已落帝国的衰落标志，而甘地死后，印度由宗教和种姓制度导致的矛盾依旧得不到解决，而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更是远远落后中国一截。对我们这个被压迫了百余年的民族来说，世界只相信强者，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发展做了最好的注解。历史让我们沾沾自喜于一个虚荣的大国梦，很少有人会去翻阅历史的另一面。

这篇文章又犯了贪多求全的毛病，不过我相信能读完它的朋友还是可以容忍我的P话多的，说实话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表达，再这样下去要赶上写论文了……

“我要求你与其对抗就对抗他们的愤怒，而不是挑起他们的愤怒。我们绝不攻击他们，可是我们将承受攻击，经由我们承受的痛苦，他们会看清自己的不公正。这和攻击他们一样具有杀伤力。”

脱离上下语境，理解这句话也许不算容易，就像《新约》所说的——“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它曾给留学英国的甘地以启发，并成为他实践的真理。但这种牺牲式的精神与当代人的生存逻辑似乎是相抵触的，甚至看起来极为幼稚，你期望用自己受罪的方式让对方良心发现，换做对方是希特勒怎么办。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至少甘地的做法是符合当时的情境。

首先他的非暴力运动是建立在尊重法律基础上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罪恶非正义，但英国人又同时标榜民主，他的对抗是在法律框架下，英国政府对甘地的一次次逮捕反而让舆论对自身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甘地也清楚印度本土的军队实力无法与英国抗衡的现实（“我们只能口出狂言，做出恐怖的事情，养了一批无政府主义的军队，但与英国对抗时就全溃不成军。”）。另外印度种姓制度决定了打仗的只有武士阶层的刹帝利，英国对印度分而治之的统治加剧了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矛盾，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独立运动一有党派纷争就可能导致一盘散沙。

要沟通，就选择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否则双方看似强势的立场造成的却是互相无法理解的尴尬局面，或者完全以自我或傲慢无知的态度与异己对话，失败的教育让所谓精英的北大学生对英国首相卡梅伦问出“你能从中国模式学到点什么？”（再联想一下之前芮成钢的“两个代表”言论）不过这些问题如今成为争议点，从侧面也说明了我们思维模式发生了转变以及公民意识的提升。

“只要有不公正的事，我一向主张要战斗。问题是你为改变事物而战还是为惩罚而战。我个人认为人类都是罪人，这种惩罚的事应该交给上帝。”

提到妥协，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软弱和退让。事实上，我们太习惯用非理性的喧嚣来强调自己是正确的，认为用最大的喧哗声才是获得支持的关键，不留余地的话语才能彰显自己的强硬，却不会去想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是否能触及疑问的核心。满腔的冲动取代了独立的思考，沸腾的狗血湮没了理智的呼声，当乌合之众散去之后，那些问题还是留在那儿，随着时间流逝一再反复出现。

对甘地而言，妥协意味着对对手的尊重以及用最大的善意来回应。回溯甘地的过去，你会发现尽管他极其羞涩沉静，但你决不能因此用沉默定义他。他从梭罗的[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学到了“一个人如果认为国家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它。”在英国留学期间，不管大小活动，他都积极参与，因为对他而言，投一张沉默的票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当然，若不是在南非目睹并深刻了解到种族隔离以及民主不公，他也许一辈子只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一个勤恳本分的印度律师。电影对甘地的回溯便是从他在南非坐列车的头等车厢开始的，有色人种的身份让他到遭受歧视和侮辱，哪怕他表示自己是大英帝国承认的律师，换回的依旧是被白人扔下火车的结果。受到这般羞辱的人通常会有两个反应，不是继续默默地忍受这样既定的法则，就是诅咒谩骂种族主义者，下毒誓伺机报复对方，可当找不到报复机会这又成了沉默的另一种形式（网络暴民也是如出一辙）。而甘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为南非的印度侨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尽管他的维权让注重实际的同胞难以理解，他的立场教他领受了统治者的棍棒，但他还是坚持用人性善的一面去打动别人，面对充满愤怒乃至仇恨的民众，他以最平实的语言让人明白了追求尊严的意义远远大过对暴力还击的渴求（“他们可以折磨我，折断我的骨头，甚至杀了我，他们会得到我的尸体，而不是我的屈服”）。而在争取政治权利的同时，媒体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他们将请愿书寄往各地，很快便得到了《印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支持回应，借助媒体，他所领导的运动让世界听到了声音。

很多时候，我们身不由己地奉行“沉默为金”的策略，殊不知沉默是这个世界难以根治的顽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这是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留下的诗，被镌刻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