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

摘要：满族建立清朝后，逐渐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最终融入其中。在清朝的首都北京，满族与汉族之间的这种融合尤其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满族汉族民族融合文化

满族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民族之一。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满族在其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但统一全中国的封建王朝——清朝建立后，满族固有的文化与另一种强大的、先进的、与之截然不同的文化——汉族文化发生了强烈碰撞。最终，满族全面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改造，吸收了汉族文化的几乎所有精华。但满族文化也并未完全磨灭，在以民族大融合为重要特征的中华文化中亦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

本文试图以作为清朝首都长达三百六十八年的北京为切入点，对满、汉两族文化在这个城市中的交融与整合进行剖析与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入关前的满族简史与文化状况

满族的历史十分悠久，不同时代的典籍对这一民族均有记载：商周称肃慎，秦汉称挹娄、扶余，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鞨，辽宋元明称女真。

唐朝时靺鞨族统一中国东北部，建立了号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国。这一政权于952年亡于契丹。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建立金朝。太宗完颜晟时金朝盛极一时，先后攻灭辽、宋，统治秦岭、淮河以北的中原、关中地区百余年，直至1234被元朝灭亡。

明朝时山海关外（以下简称“关外”）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分化为建州、海西、东海三部。其中建州女真分布在以今抚顺以东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北麓，南抵鸭绿江边的地域。海西女真分布在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的地域。此两部在经济上以农业生产为主，已进入奴隶社会末期，较为发达。而东海女真（又称野人女真）尚处于游牧渔猎的原始社会时期。

金亡后，经历了元明两代数百年的发展，女真族在十七世纪进入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时代。1616年，其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并统一女真各部。1635年，爱新觉罗·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国号为“清”，正式确定了“满”作为民族名称。通过战争方式统一的满族在征服了蒙古、索伦、朝鲜各部后，替代腐朽的明王朝统治中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１］。

虽然进行了数千年的交流，关外满族的文化仍然与汉族文化截然不同。入关前的满族使用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满语。这种语言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参照汉文创制的女真文。努尔哈赤时满族知识分子仿照蒙古文创造了满文，皇太极加以修改定型。在宗教信仰上满族人普遍信奉喇嘛教和带有浓重巫卜色彩的萨满教［２］。在日常生活诸如服饰、饮食、礼节等方面也体现出游牧渔猎民族的种种特点。可以预见，这样一个民族入主中原后，必将与汉族发生激烈的文化碰撞。

二、北京满族的汉化

不可否认，绝大多数汉族人是反对满族以入侵的方式统治中原的。而满族上层也认识到，稳固的统治不能仅仅依靠武力镇压。入关前皇太极更改族名国号，就是为了避免引起汉族对“女真”、“金”的仇恨。

1644年李自成灭明，同年清朝以“为明报仇”为名义入关，先后扑灭大顺、大西、南明诸政权，统一了全中国。政权稳定之初，多尔衮摄政，采取的是一种排斥汉族、试图建立一个完全由满族化的国家的政策，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反抗，一度甚至动摇了清朝的统治。世祖亲政后，这一政策被大幅度地调整。一方面出于拉拢汉族上层，稳固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处于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满族开始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学习汉族文化。同时，汉族知识分子大量进入社会管理阶层，汉满两种文化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大一统年代中展开了全面的接触与对话。

汉满两种文化最大的反差在于：汉族文化植根于农耕社会，以“文”为核心；满族文化则以

游牧渔猎的生产方式为物质基础，其内核为“武”。入关后，满族人上层为官，下层当兵，不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而康乾以降，国家承平日久，八旗兵也逐渐失去了战斗力。更重要的是，满族文化毕竟相对落后，尽管满族处于统治地位，也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对自身文化进行彻底的改造，这就决定了满族必然全面接受汉族文化。

北京作为清朝的都城，是全国满族，尤其是满族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城市。而这样一座城市同时又是明朝的京师，是汉族文化的中心。因此，满汉两种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也最具有代表意义。

这种交流首先体现在语言上。汉语发展到清朝时已成为一种极其成熟的语言，其内涵也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而满语则有词汇量偏小、内容偏窄的缺陷。同时，在北京的满族人——无论是官员及其家眷还是驻防旗兵——都面临着与汉族人的交流问题。由于满语本身的不足，一方面大量汉语词汇进入满语，另一方面许多满族人直接以汉语作为第一语言。到二十世纪初，北京的满族人已基本上不会说满语。在全国范围内，满语也只保存在黑龙江少数几个村屯以及新疆伊犁地区锡伯族聚居区内［５］。这种罕见的全民族自发实现语言转变的现象极有力地验证了汉族文化的强大力量。

北京满族汉化的另一大表现是信仰的改变。满族所固有的信仰本是带有巫术色彩很浓的萨满教，其上层也信奉自蒙古族传入的喇嘛教（藏传佛教）。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接受儒学，因而孔孟思想也逐渐成为大部分满族人的正统信仰。同时，在汉族地区传播以久的佛教、道教也吸收了大量满族信徒。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和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的渗透，部分满族人也加入了天主教、基督教。

北京满族汉化的重要标志是出现了一大批精研汉族文化的满族知识分子，其中代表人物是十八世纪杰出词人纳兰·性德和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纳兰·性德身为侍卫而又工于文学，可以认为属于早期“文武双全”型的知识分子。而曹雪芹能够熟练运用汉语的种种技巧创作《红楼梦》，同时又不谙弓马，则已经脱离了“武”的满族文化内核，彻底成为了一名文士。三、满族文化对北京地域文化的影响

汉族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包容性强，因此满族文化也在北京作为清朝首都的三百六十八年间渗透到每一个北京人的生活中，形成了北京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北京地域文化，或称京师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多方文化的荟萃；

（２）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

（３）宫廷文化占主导地位；

（４）中西文化交融互补［３］。

其中，民族文化融合，特别是满族文化的影响，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语言上。北京方言是由明朝的北京话糅和满洲“官话”形成的，其中夹杂了许多满语词汇。如“爸爸”、“哈喇”（油脂类食品变质）、“各色”（形容人的脾气古怪，不合群）、“咕咚”（象声词）、“妞妞”（小女孩）、“关饷”（发工资）等等，以成为今天北京生活中常用的词语。

其次，满族的许多饮食习惯也进入了汉族人的生活。北京传统菜肴中多牛羊肉，即是明显受游牧民族影响。至今为北京人喜爱的甜点“萨琪玛”也是满语译词。

另外，满族的服饰、礼节，甚至“老鹰捉小鸡”等游戏也被汉族广泛地接受，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的文化交流往往是互动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输送［４］。1912年清朝覆灭，八旗制度解体。北京的满族人最终脱离了旧王朝，融入了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组成的社会有机体中。这是一种文化的消亡，也是一种文化的新生。

今天的满族已经全面地吸收了汉族文化，而其自身的文化却在许多方面趋于消亡。满族依靠刀剑征服了中原，带来了深刻的民族矛盾。但随着对汉族文化的接受，满族、汉族之间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