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悖论性的三个哲学论证梁苗

收稿日期：2012-02-14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9SJD710014）作者简介：梁苗（1981-），女，河南镇平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当代的悖论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在时间上，当变化过于快速，且是为了资本获利而变成人为设计的东西时，变化就意味着停滞；在空间上，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同质化的过程，但同质性却以异质性的面目出现，异质性被用来服务于同质性，空间的悖论由此产生；面对时间和空间的悖论，我们需要乌托邦想象，但我们的乌托邦想象却要以反乌托邦的形式出现，这就是所谓乌托邦的悖论。

不管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都是人们的经验和思想所不能缺少的一个维度。

关键词：悖论；时间；空间；乌托邦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26X （2012）02-0113-05梁苗如果世界真的充满了悖论，那么今天的人们是切切实实地感受着悖论的存在：人人难以容忍宏大叙事，然而似乎人人都在接受并兜售宏大叙事，而其中最宏大的就是有关资本的宏大叙事；马克思150多年前所界定的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今天世界上一些地区的人们又正在被无产阶级化；作为后现代精神和基调的差异与区别，近3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赞扬，但资本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取消差异，通过文化、社会和经济的方式，把一致性和标准化强加到人们的意识、情感、想象、动机、欲望和趣味之中；非西方的批评家正在否定西方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准则，但广大非西方国家又在根据工具理性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来评价和衡量其现代化的程度；反基础论正在变成当代进步政治的口头语，而本质论却仍然是每一个批评群体的基本思想战略[1]（前言1-13）。

悖论无处不在，我们正生活在充满悖论的世界中。

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充满悖论的时代，我们可以透过时间、空间和乌托邦的悖论来进行论证和把握。

一、时间的悖论当代文化的特征之一是主体的消亡和历史意识的消失。

在归纳这一特征时，詹姆逊（FredricJameson ）曾用精神分裂症来说明，即时间已停住，剩下的仅仅是现在。

在《时间的种子》中，詹姆逊进一步将当代文化的这一时间特点归结为时间的悖论，即绝对的变化等于停滞。

“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2]（P418）等等，如果说这些新的特征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当前社会系统的内在逻辑的话，那么这种内在逻辑的重要题旨之一就是历史感的消失。

整个社会开始渐渐地丧失保留它自己的历史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2]（P418）。

根据我们的常识，事物的运动变化一定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运动变化意味着时间的推移，而时间是一维的、不可逆的，它总是沿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单一方向流动。

在感受时间流逝的过程中，人作为主体的历史意识也就产生了。

但是，在资本统治的时代，资本获利的本性驱使社会的生产必须是快速的，社会的消费也必须是快速的，因为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关于当代悖论性的三个哲学论证（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江苏南京210037）江畅：论智慧of Hubei University Economics 2010年9月第8卷第5期Vol.8No.5Dec.2010湖北经济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2012310卷第2期Vol.10No.2Mar.20121132012年3月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10卷第2期资本产能过剩的问题，才能避免经济危机。

这样一来，产品的快速生产和新的消费类型以及快速的有计划的产品更新换代，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但是，过于快速的、精于计算的、人为设计出来的变化还是变化吗？当变化过于快速，且是为了获得利润而变成人为设计的东西时，这种变化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资本扩张的产物而已。

资本的扩张和技术的发展通过摧毁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为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扫清障碍，准备一种完全“可以替代”的现在，其中时间、空间和心智都可以随意地被改造和加工。

城乡差别日渐缩小，但其代价却是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步地被摧毁，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共同的土地和村庄以及与乡土社会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和文化，都存在着令人堪忧的悖论：一方面，我们感受到社会生活各层面空前快速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受到一切事物空前的标准化。

从传媒到个人生活，从商品化的自然性到设备的一致性，处处都是神奇的重复和随意的互换；新型轿车、软硬件开发、体育运动、时装、电视、新学年、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和他们稚嫩的声音等等，无不成为获取商业利益的新渠道。

詹姆逊说：“现在我们开始感觉到的东西———作为后现代性的某种更深刻、更基本的构成而开始出现的东西，或至少在其时间维度上出现的东西———是现在一切都服从于时尚和传媒形象的不断变化，今后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

”[3]（P13）一面是永恒的当下，一面是永恒的变化，这就是所谓时间的悖论。

剧烈的变化由标准化本身来实现，那种支配着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时间性已不复存在，留下的是随意变化的一个表象，而这些变化又只不过是停滞，是所谓历史终结之后的一种混乱。

这就是当前时代的时间悖论：一方面是永恒的变化和不停的变革，一方面是停滞和标准化。

这一点，从当前社会所谓的时尚和流行体系（比如缤纷的服装、绚丽的广告、赛酷的各类电子产品和通讯设备等等）的快速更新换代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巴特（Roland Barthes）对流行体系的解码，勒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风格消失的探秘，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声称历史已经终结于整个社会的内爆，都说明当前时代中快速的变化与停滞之间的深刻悖论。

通过把时间的悖论扩延到全球范围，不仅时间的悖论显得更加清楚，“另外一些事情也变得清晰起来，一种第二次的悖论或二律背反，开始在第一次之后甚或第一次之内使人感觉到它的存在。

”[3]（P18）这就是空间的悖论。

正如詹姆逊所洞察到的，如果时间事实上已被归纳为一种抽象死亡的最严峻时刻的暴力和最小的不可改变的变化，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肯定，在当前时代中，无论如何“时间都已变成了空间”[3]（P18）。

二、空间的悖论资本必然倾向于一种全球范围的扩张，这是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主义的本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过：“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4]（P32）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预言了世界的资本主义化过程。

这一过程也是世界的同质化过程，是维护和推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合理化思想、工具理性、具体化以及物化等这些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的世界化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逻辑和商业的思维以及经济活动逐步地抹去“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及地理特性，并使之统统服从于经济增长和获取利润的目的。

“从商业力量和资本主义本身产生的结果———就是说，纯粹的数字，现在被剥去它自己魔力般的异质性并被归为等值的数字———采用一张风景画的方式，将它展开，重新安排进而以相同方块组成地图坐标，使它处于现在以同样价值重新安排的空间，接受市场动态力量的影响。

”[3]（P22）依照詹姆逊的观察，空间被重新安排，旧的、习惯的、集体的土地占有形式被摧毁，迄今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人口有降到整个国家人口的7%或8%的趋势，这在正全面实施现代化的国家中，处处都可以看见，就像重演那些曾经发生在“发达”国家的事情一样。

“一种新的全球化（资本扩张超出了它早期在第二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的限制）的真正可能性，依赖于农业的重新组织（由于农业技术尤其是114农业化学和生物学的发明创造，有时也称作绿色革命），即有效地使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使大的种植园或庄园（以及村庄飞地）转化为农业综合企业。

……至此，农业———文化上截然不同，在上层建筑里被认同为‘自然的另一面’———现在变成了与其他工业一样的一种工业，农民也完全变成了工人，他们的劳动像古典资本主义那样以等价的方式被商品化了。

”[3]（P23）詹姆逊认为，今天的世界体制趋向于“一种庞大的城市体制”，倾向于一种更全面、更彻底的现代化和商品化。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商品化在全球均匀地分布，也不是说一切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已同等程度地现代化了，而是说全球商品化的倾向比现代时期更清晰可见、更容易想象。

但这也不等于说空间的同质性必然胜过其异质性。

这就提出了空间的悖论问题。

当代的空间悖论最充分地体现在“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一新概念中。

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无疑是一种同质化的过程，但在当前时代，这种同质化的过程却以异质性的面目出现，因为单一世界市场中空间的完全标准化一直伴随着对地方多样性的赞美。

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遍布全球，但它们的产品包装和销售及服务却要与跨国公司所在国或者所在地区的文化相结合，唯有如此，它们的商品销售才能获得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付多国主义，作为全球化急先锋的跨国公司总是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并以提供大量资金帮助为诱饵，力图在一些地方安营扎寨、开拓市场，而一些地方则以地方性为核心来考虑自己的发展策略，并以地方性为核心来争取自身的发展空间。

于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就紧密联系起来。

全球直接影响着地方，而地方也可能跃登全球舞台，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全球中的地方，地方中的全球”的现象。

在此全球本土化的过程中，地方的特性、生活方式和习俗礼仪都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被包装和出售，以供富裕的西方、甚至不怎么富裕的东方选择和消费。

众所周知，麦当劳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的逐渐扩大使其被公认为是“全球本土化”的成功范例。

一方面，麦当劳为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快餐店提供同一配方、统一工艺、统一生产流程，制作出相同的汉堡包、炸鸡腿、炸薯条，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提供统一的标准化服务。

可以说，标准化是麦当劳的灵魂，它仅需几条生产线，甚至连厨师都是多余的。

另一方面，麦当劳又千方百计地适应当地人的口味，并利用当地的文化为自己的产品打开销路。

世界各地麦当劳连锁店的菜单并非完全一样，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比如，中国的麦当劳店里有粥可吃，而麦当劳的当家人到了中国就穿唐装，到了泰国就穿泰丝，而到了智利就穿上当地手工编制的套头羊毛披肩。